郑永年改革 郑永年:社会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并驾齐驱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珠海视察江海电子有限公司。梁伯权摄

郑永年,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2012年有两个立春,俗称“双春年”,这在老百姓眼中是个好年份。回想20年前,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年迈的身体,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那一年着实成为中国好年份的开端。

斯人已去,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缅怀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2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速以8%以上的幅度增长、老百姓的腰包开始鼓了起来,人们又开始回忆邓小平那句振聋发聩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声音。

然而,在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之时,人们逐渐发现,改革似乎越来越难。

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社会主义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有“社会主义”成分,社会主义中也有“市场经济”因素,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他说,在经济改革开始大刀阔斧动作时,社会改革也需要“并驾齐驱”,这样才能建立消费型社会和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南方日报记者 彭国华

时代意义

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飞速发展的中国

中国国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当前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南方日报:1992年1月至2月,88岁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同时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20年后,您认为南方谈话重要意义在哪里?

郑永年:我们知道,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但从当时的路线上来说,未来改革的走向尚不清楚,到底继续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时称为“商品经济”),上世纪整个80年代都处于一种积极的探索状态,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才明确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以前,人们思想观念对“市场经济”带有抵触情绪,认为它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而邓小平将人们的思想观念解放出来,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通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较为平衡的经济结构模式,即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得到一定的平衡发展。

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几乎所有的巨大变化都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发生的。从长远历史来看,怎么评价邓小平南方谈话都不过分,可以说,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现在飞速发展的中国。

南方日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十分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您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郑永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后的今天,中国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仍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甚至有人觉得,今天的格局与市场经济开始实施前相似。但事实上,任何制度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进行完善。

例如,尽管西方市场经济存在数百年之久,但在2008年同样也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挑战。制度的完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

在发展道路上,目前中国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与目标。我很喜欢这一概念,因为这里面“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得到完美的结合,即市场经济中有“社会主义”的成分,社会主义中也有“市场经济”的因素,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当前,中国国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简单地来说,就是在市场改革领域还不够市场化,在社会改革领域还不够社会主义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当前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贫富差距

平衡先富与后富,为底层民众提供保障

很多地方只关心土地的城市化,不关心人的城市化,这种“唯政绩至上”的观念不可取。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就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否则农民工基数越大,就越难消化

南方日报:对于“贫富观”,邓小平认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目前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现象较严重,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郑永年:对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改革造成的“后遗症”。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在市场经济中,由于能力的不同及效率的差别,一定会产生贫富不均的现象,也就是说贫富分化是必然的现象。事实上,没有一种绝对公平的发展模式存在,即便是贫穷社会主义也存在种种的不公平现象。

市场经济是一种创造财富、做大蛋糕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兼顾贫富差距现象,这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平衡“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为底层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等等。事实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也是如此。应该说,贫富差距的存在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解决问题的方式则看“有形之手”的表现。

南方日报:除了贫富差距外,城乡二元发展格局也给社会带来很多的矛盾。

郑永年:城乡发展的差异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美国也存在城乡发展的差距问题,但由于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十分充分,因此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而中国则存在数亿的农民工问题,他们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很大,同时也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城市却并没有充分吸收他们。

很多地方也只关心土地的城市化,不关心人的城市化,这种“唯政绩至上”的观念并不可取。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就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否则农民工基数越大,就越难消化,我本人非常支持广东提出的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做法,在取消称谓的同时也需要采取更实质的行动。

经济改革

市场化程度不足,国有企业扩张垄断市场明显

在经济改革领域,很多方面出现了类似南方谈话前停滞不前的局面,问题的核心主要来源于多年来国有企业的扩张

南方日报:如果说当前国内经济改革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在经济改革领域,很多方面出现了类似南方谈话前停滞不前的局面,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比如出口与内需之间不平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发展不平衡、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发展不平衡等等,其问题的核心主要来源于多年来国有企业的扩张。

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逼退民营企业的竞争,导致中小型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节节败退,整个市场竞争的活力不够。比如银行,国内各大银行行长往往享受部级待遇,中小型银行从何谈起与之竞争?

事实上,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提法很明确,市场经济即是要在各大经济领域充分市场化,此外,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市场领域的市场化并不矛盾,比如新加坡也有国有企业,但它是高度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而中国在这方面却并不尽如人意。

南方日报:在经济领域,出口的持续下滑不可避免使外贸型经济受到影响。如何建立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郑永年: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使政府塑造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广东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明白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具有的局限性,过度信赖外贸型经济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中国需要建立的是一个消费型社会。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建立这一经济发展模式,除了其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还有其通过社会改革建立起来的保障制度,其中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等。而中国要建立消费型社会,在社会领域进行改革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