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为什么重要》pdf

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20世纪西方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在思想谱系上,她的思想很难归类,于是就有了许多标签。在我看来,也可以称她为“黑暗时代”的思考者。作为德国犹太人流亡者,在她的后半生,“黑暗时代”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但她怀着知识女性的骄傲,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爱”,致力于驱散黑暗的斗争。

她分析“黑暗时代”的起源,纪念“黑暗时代的人们”,提供走出“黑暗时代”的建议与忠告,警惕任何遮蔽公共领域的阴霾。

阿伦特基本上是学院人,但是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画廊里肯定会有她的身影。若再加上一个“女性”的冠词,她更是当仁不让地与波伏瓦、桑塔格等享有卓尔不群的位置。提起汉娜·阿伦特,中文学界有自己的记忆。

仅就中国大陆而言,她的名字最初是在海德格尔的光环下浮现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初,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的鼻祖而炙手可热,但是,海德格尔的肖像似乎与他的哲学一样是灰色的,尤其是他那遮遮掩掩、难以启齿的纳粹经历。

不过,他与阿伦特的师生恋却是晦暗中的一抹玫瑰色。由此,一个不顾世俗的哲学系小女生的形象跳进人们的想象。此后,关于艾希曼审判争论的介绍,把花絮中的阿伦特变成了公共领域的阿伦特。不顾世俗依然是她的招牌特征,只是附丽于独立知识分子的形象上。

在一段时间里,中文读者是通过转述接触阿伦特思想的。从她的主要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标题,不难想见当年的禁忌。有意思的是,在台湾地区,该书的中译本也迟至1995年才问世。

近两年,阿伦特的其他主要著作和多种传记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用阿伦特的表述方式说,中文读者能够在精神/想象中与已故的阿伦特进行直接的思想对话了。研究生中开始有人以阿伦特为论文选题。2006年,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一个话题,在中国也掀起小小波澜。

将来中国的思想史上,或许会把阿伦特著作的接受史引为一个时代变迁的例证。在影像时代,性别,甚而容貌和做派,使得阿伦特这个名字带有某种塞壬般的诱惑。

但是,阿伦特的一些作品却让人面对的是一个无关性别的严肃学者。阿伦特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的弟子,对古希腊哲学颇有造诣。她的政治哲学独树一帜,甚至在概念的界定与运用上也与众不同。德国哲学式的“晦涩”会激起人们探究的兴趣,也会令更多的读者却步。

因此,研究和阐释的作品成为接近和理解阿伦特的一个辅助方式。本书就是这样一部通俗化的导读。本书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曾是阿伦特的研究生,也是阿伦特晚年最亲近的人之一。

她在本科时就读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被在那里任教的阿伦特的思想和风度所吸引。在阿伦特的指导下,她于197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一年后,阿伦特去世。正是由于她与阿伦特的亲密关系,受阿伦特的几位老友之托,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着手撰写了阿伦特的传记《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1982年出版)。

这部厚达五百六十多页、附有多张照片的著作,成为最权威的阿伦特传记。读者面前的这本《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出版于2006年,也是阿伦特百年诞辰的纪念之作。

扬-布鲁尔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过去时态,而是现在时态。显然,她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在思想庙堂里给阿伦特找一个供奉的位置,而且是为了让阿伦特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因此,本书在逐一介绍阿伦特的主要著作之后,都试图就当代重大问题,在想象中与阿伦特进行对话,阐发其思想的当下意义。下面试举两例。扬-布鲁尔强调阿伦特研究方法上对原创性的追求:反对把人类历史的所有经验都归入原有的理论范畴或视为历史的重演,而是提倡发现新事物、新特点、新因素,提出新理论、新概念。

她的极权主义研究、平庸的恶的概念等等,都是她身体力行的示范。扬-布鲁尔沿着阿伦特的思路,质疑9·11后美国官方有关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界定。

在解读《人的条件》一书时,扬-布鲁尔发掘了其中有关宽恕的论述。传统上,宽恕属于道德领域,阿伦特则赋予宽恕以政治意涵,强调宽恕对于政治的重要性。扬-布鲁尔认为,阿伦特的宽恕观念具有预见性和实践意义。

当代世界政治话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解”就体现了阿伦特的宽恕观念。南非等地的经验表明,极端的年代过去后,在正视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是社会重建的一个重要政治构成因素。

当然,扬-布鲁尔在书中对阿伦特的推崇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鉴于她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这完全可以理解。再回到扬-布鲁尔提出的问题“阿伦特为什么重要”。阿伦特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她的观点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议。

她的著作刚刚登陆中国不久,就已毁誉不一。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阿伦特的著述激发了人们更深入的思考。阿伦特在《精神生活》中提倡以“扩展的精神”(扩大的心灵)来面对和包容不同的视角和思想。我们是否也应以这种“扩展的精神”来对待阿伦特,把她加入我们思想对话的QQ群?读者有选择的自由。刘北成2008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