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为何不重用 何方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何方: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作者:■何 方 为纪念李一氓同志逝世十周年,除将《模糊的荧屏》改名《李一氓回忆录》再版外,还计划出一本纪念文集。他的夫人王仪同志要我再写一篇回忆文章,这在我也是义不容辞的。
因为同一氓同志相交的四十年里,我受到他的关怀和教导实在太多。我一直视他为恩师,不时向他请教。而他对我这个没有什么学历的晚辈后生却全然平等相处、以朋友相待,并给予极大信任。这就使我们成了忘年交。
特别是最后十多年,更是经常相会,无所不谈,可以说是我今生接触和来往的老同志中唯一可称得上莫逆的一位。因此,对于他,真是情深似海,有说不完的话。可惜像他这样一位不只品德高尚、作风淳朴,而且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在当代中国也是并不多见的老革命和大学者,以我的水平,确有点“泰山之与丘垤,河海之与行潦”,加之又没有时间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实在无法加以全面介绍和评论,只能写些点滴感受,特别是按我的理解介绍一点他的为人和他的几个重要观点。
不过我认为,李一氓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希望有志于现代史的学者或传记作家,能趁目前尚存在有利于蒐集资料的条件,尽早写出一些《李一氓传》、《李一氓论》、《李一氓年谱》以及他在各方面(如古籍整理)的成就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类专著来,那将是一件千秋不朽的事业。
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和一氓同志相识始于1950年初。那时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听了苏联人的意见,认为可能很快进入联合国,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一个50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
团长是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副团长就是从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顾问和专员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
真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只能驻在赵堂子胡同二号原朱启钤公馆练兵待命,前后约一年半。
当时闻天同志每周只来一两次,一氓同志则同大家住在一起,主持日常工作。所谓工作,主要就是学外文和分工研究点国际外交问题,也组织一些人写点文章。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分工是主管调研和资料工作,同时张闻天还布置我写一本美国侵华史的小册子,因此向一氓同志请示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这也为日后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 在代表团,一氓同志和大家不论职务高低相处都很融洽,平易近人,毫无虚假,大家亲切地称他氓公,也愿意向他请教和听他谈论。
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有话就说,有文章就改,有意见就提,既没有架子,也不讲客套。对工作如此,就是业余爱好,他也是诲人不倦。例如他精通词学,我也想跟着学一点,当郑森禹和田惠贞结婚时,就填了一首打油词祝贺,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未曾泛舟成功湖,却已双游沼塘子”,拿去向他请教。
不想他极为认真,搬出词谱、韵书,逐句分析,哪里平仄不对,哪句叶韵欠妥,真是不厌其烦。我只好将贺词撕掉,未敢拿出。
后来他还把历年词作的手抄本拿给我看,以致至今还记得几句。可惜这本词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他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对晚辈尤为热情,但并不表现在表面上,有时反而显得“冷漠”,加之他“不攀领导”(这是他在《回忆录》《自序》中的话),所以一开始人们还觉得他有点“怪”,不像个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大干部”,更多的像个文化人,但又没有现在一般文人的某种习气。
他熟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名流,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来往,更不会趋炎附势。
熟人有时去看他,他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谈得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有话可以相对无言,也不勉强应酬。对同事如此,对其他客人也是这样。有回去看他,只见一位高级将领和他对面而坐,两人沉默不语有半小时之久。
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他也是和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总理讲话,既不趋前,也不叙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样子。就是张闻天来代表团驻地,如果与他无关,他甚至可以不出门来参加迎送。
但两人在工作上还是合作得很好,这也是后来张闻天力排众议,竭力推荐他出任驻缅甸大使的原因。他的“怪”脾气曾引起一些人的误会,甚至得罪了一些人,但他不认为是错,当然也就不改。
氓公这种禀性,有时不免令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但他却完全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的老共产党人。 一氓同志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对工作不挑不捡,更不计较地位高低。1951年4月,我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工作,代表团还维持了几个月才最后解散。
他对分配到郭老领导下的和大工作也是兴致颇高,在给我的信上还风趣地说,“此间圣(剩)贤(闲)也是星离云散”,他将去做“游仙”(和大驻外代表)。此后近三十年他都是从事外事工作,职务变来变去,但地位却始终如一。像他这样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做过新四军秘书长和和苏北行署主任的人,建国后直到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