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三杰 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对钱穆先生的三段批评

按:看了李敖以及余杰对钱穆政治表现和政治观的批判,总觉得过于情绪化。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也看到了几段批评钱先生的文章,特摘录如下,以供大家参考。 我的观点,不必为钱先生的政治理念辩护,他的政治观点有不可避免的历史、时代局限性以及美化、理想化古代政治的特点;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贬低他在历史、文化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以下摘自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 一、汉唐政治:崇高理想,还是官僚统治之毒? 我们现代很自负的历史学家如钱穆一流人物,就说:“因为中国在先秦时候,孔子他们这一般圣贤,都已经将那些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超越。

问题并不在再讲这些问题,而如何去做这些问题。汉唐人能够依着先秦这个理想逐渐作去,实在是了不得。

中国的理想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他,这不能因此反骂中国人不长进……在那里,我可以大胆说一句,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还依然会逃不掉汉唐的大规模,政治的一统,社会的平等,此下仍不能超过。

这就是说,我们固有的崇高的理想,到现在还未十分达到,将来还要这样做去。”(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我不想在这里批评这种高论,但我得指出:(一)这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思想的结晶;(二)这是中国官僚政治支配下的必然产物;(三)这说明中国士大夫辈对于专制的官僚的统治(注意:钱穆根本就不承认中国秦汉以后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以后还有讲到的机会)中毒之深,所以“陷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二、科举考试:平等,还是专制? 1、历史家钱穆曾这样告诉我们:“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

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见前述《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惟其社会是“平等”的,所以政治上的一统并不是专制。然则社会何以见得是平等的呢?他举出汉朝官制如何平等之后接着说道:“人民任官,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

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

”究竟那是什么政治?他没有明白说出是“君主的民主政治”,也未拿出“君主立宪”这个名称,只含糊其词地说是“一统的政治”。 一个历史家这样歪曲历史,实在令人纳罕。

专制政体被他所提出的“平等”事实解消了,官僚政治自然要因此失去存在的依据。也许钱先生立论的主旨不在用以“变”古,而在求所以“饰”今,因为在他发表那篇大作的抗战后期,“汉唐盛世”正被一般论坛上宣扬得天花乱坠哩!

设把诛心立论丢开不讲,我们只有一点可以原谅如此这般的高论,即一般旧历史家原本就不大肯留意任何政治形态的社会经济基础问题,而那个问题不弄清楚,他们理论上的支离矛盾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2、一切人都须经过科举始得入仕,那无怪我们的历史家如钱穆先生一流,把科举作为中国社会平等的表征。即无贵无贱无贫无富,都须经过考试,考试不因富贵而保证其不失败,亦不因贫贱而阻碍其成功。但我们把贫贱先天地限制着出身的较深一层的道理丢开不讲,史书上曾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官人举士之法,历代并不限于科举。

宋代对于科选异常重视,且于科举制度之改革,贡献尤多,但“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赵翼《二十二史箚记》宋冗官冗费)官从这些方面杂滥取得的多了,而从科举入仕的就少了。其他不讲,仅恩荫一项,就多到了异常可怕的程度。依宋任子制:一人入仕,其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官愈大,所荫愈多。

甚有荫及本宗以外之异姓,荫及门客、医生的。高宗时,中书舍人赵思诚曾力言恩荫妨碍仕途之弊,谓“孤寒之士,留在选部,皆侍数年之阙。大率十年不得一任。今亲祠之岁,侄子约四千人,是十年之后,增万二千员,科举取士不与焉,将见寒士有三十年不调者矣。

”(《文献通考》选举考七)明、清两代在形式上,虽惩宋之弊,把恩荫的方式变和缓了,但明初荐举盛行,此后亦杂流并用,清以科目、贡监、荫生为正途,荐举、捐纳、吏员为异选。

特别是捐纳一项,明有纳粟监之例,清自嘉道以后,内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而下,皆可报捐。恩荫既行,不仅为变相世袭之继续,且还推恩于贵者之亲故;而捐纳之设,又无异为富者大开方便之门。我仍历史家讴歌之“平等的社会”,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