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执政党 王长江:权力健康运行 执政党才能长期执政

不搞西方多党制,但权力必须受到约束

蒋保信:您对现代政党有很多研究,西方的政党是怎样建设自己的?

王长江: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执政。而一旦执政之后,会有很多力量看住它,很简单。

蒋保信:西方的政党如何保证党员不会出现腐败问题?

王长江:西方是这样的,一个政党执政之后,它会把许多骨干送到执政岗位上。而在这个党的内部,实际上没有多少好处可供大家捞。而且西方政党的组织形式也比较松散,党员可以用脚投票,如果我觉得这个党还可以,能够满足我精神上的需求,我就支持这个党;如果我觉得这个党不行了,我就干脆退出,到别的党去了,可以用脚投票。西方的政党之间有一种竞争机制,所以每个政党都得严格、规范地要求自己,否则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同时又没有太多外在的约束,而且不存在一个可以让党员用脚投票的机制。所以,我们就得考虑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既能使得党员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又能把在执政岗位上的党员监督住。

我们现在很明确地反对西方多党制,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这没问题,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方式来体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你总不能说我们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也绝不搞对权力的约束,这恐怕是不行的。过去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不行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在这方面,我们尚有很多空白点。

民主是一个系统,重点在选举

蒋保信:在没有多党竞争的情况下,要使党自身的权力受到约束,是不是又回到党内民主上来了?

王长江:对。

蒋保信:那您认为如果要把党内民主继续往下推的话,还可以在哪方面下功夫?

王长江:我觉得首先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个系统,它由很多环节环环相扣联接而成。一开始是多数人把权力交给少数人,由这少数人来运作权力,即授权民主。接下来是决策民主,在决策中体现大家的意愿,要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表达自己的意愿。在过程中老百姓可以参与,可以协商,这又叫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为了防止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还必须让权力在透明公开的情况下运行,这是民主监督的环节。

建设党内民主,在今天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就必须把这所有方面都统筹起来进行设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缺乏统筹、全面思考。由于历史上缺乏民主的实践,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是碎片化的,没把它理解成一个系统,以为多数人参与了就是民主了,以为投票了就是民主了。

实际上,只有在授权民主的环节才有选举意义上的投票。而一旦经过选举之后,一个官员得到了决策权,他去执行决策的时候,就要讲效率,这时候他就可以任命自己的属下,以便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实现自己受委托时向老百姓作出的承诺。

这种任命制,其实也是民主的一个环节。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出现了选举型和任命型两类干部。我们现在则是把选举和任命混在一起,经常张冠李戴。该选举的干部,我们往往不让人们选,怕失去控制,结果选举变成了走形式、走过场。

该任命的,却又往往把一些民主的形式统统放上去,又是民主推荐,又是民意测评,又是述职,搞得比选举还复杂,甚至简单以票取人、唯票取人。所有这些,其实并没有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反而还降低了党的权威,让大家觉得你不可信,净搞那些虚的东西。

要建立完整的党内民主制度,第一是要从整体上统筹,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在民主的各个环节中,重点突出选举。选举之后的这些环节,我们党在很多方面做得还可以,比如决策民主。有些地方甚至把决策拿到网上去,让网民们参与,提意见,这种做法是很好的。

但问题是,我们看到,在许多地方,类似这种民主往往一开始造势很大,风生水起,过一段后,可能停下来了,甚至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选举民主没跟上。如果官员的权不是民所赋,那么他就完全可以想做就做、想停就停,老百姓的感受是无需去考虑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官员向上负责的机制,没有官员向下负责的机制。

只有让他们在向上负责的同时也向下负责,决策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和民主监督才会有制度保证,而不仅仅是一些做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授权上做文章。只有通过真正意义的党内选举,才能从制度上让干部切实向下负责。

保证官员既向人民负责,又向党负责,要有一套机制

蒋保信:您刚才说到官员的选举,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以农村的一个村庄为例,权力最大的是村支书,但村支书是由村里的党员投票选出来的,而为数众多的非党员村民却连投票的资格都没有。

王长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从原则上来说,当然是该党内选举就党内选举,该老百姓选的就由老百姓选,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从我们现在的体制来说,实际上是党组织掌握着公共权力。村支书还有批宅基地的权力,对村里重大问题也有决策的权力,他实际是履行了大量的村政权力。所以,村支书这个职务,实际并不是纯粹的党内职务,而是一个带有行政权的职务。既然这样,那村支书的产生,就不应该仅仅党内选举来决定。

对于村支书的选举,有些地方搞过两票制的尝试,我觉得比较好。村支书既然是支部书记,当然要经过党内的正式选举产生。但由于村支书掌握着村一级的公共权力,所以在正式选举之前,还要经过全部村民的投票,这就等于是先让村民推荐支部书记。根据推荐票的多少,参加竞选的人就有了一个排名,然后再开个全体党员大会,从这些被选上的党员中把村支书选出来。这样一来,这个村支书就既在党内有权威性,也在村里有权威性。

我觉得这种方式真可以推广到更高的层面,比如乡镇党委书记乃至县委书记的选举等等。县乡党委书记现在掌握的权力,哪里仅仅是党内书记的权力?他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管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权。这样的官员是应该向老百姓负责的,而不能光向党内负责。

所以,能不能想一种办法,让老百姓也来参加一下他们的选择?我觉得是可以的。至少乡镇可以,县一级等成熟了再向上推。只有这样,官员才会既向上负责,同时又向老百姓负责。如果得罪了老百姓,老百姓就可以不投他票,他就当不成书记,这逼着他向下负责。

这刚好把我们过去一直说的“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给统一起来了。如果没有一套合理的选举机制,光在那儿奢谈一致性,很难取信于民。

权力健康运行,执政党才能长期执政

蒋保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直长期执政,但又同时保持着高度廉洁,在您看来,它有哪些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的地方?一个政党如果想长期执政,必须具备哪些素质?

王长江:如果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这个案例去说,我觉得它是把几个要素都结合得最好的。

第一,它把民主的要素充分吸收到自己的体制当中,但同时又保持了对国家政治最大限度的控制。人民行动党虽然是一党独大,但是它允许别的政党存在,也允许别的政党来竞争执政权。不过,人民行动党会用各种手段挤压其他政党,我这里私下说,有些手段也未见得是特别光明正大的,就是为了不让别的政党执政。

但它采用的是顺势引导的方法。你可以存在,也可以反对,你也可以随时批评,但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我觉得这就比较好。人民行动党在政治体制中吸纳了民主的基本因素,保证了自己一党长期执政,同时又受到其他政党监督。

第二,它吸纳了权力制约的因素,从而成为一个健全的现代政党。一是因为有反对党在外面看着它,二是因为新加坡搞的是市场经济,由市场培育起来的社会力量相对独立,对这个党的约束也是非常大的。再就是,它在党内对党员要求很高,对议员要求更高,让他们始终能够切实地联系老百姓。这样的话,权力就被限制住了。所以,我觉得它构建的体制,还是比较合理的。

当然,新加坡国家小,有的事情好做一点。而且因为国家小,它的危机意识比较强。危机意识听起来好像是个意识,实际上已经内化到它的制度中去了。新加坡那么小,弄不好生存都会受到威胁。这样的外部环境,等于是给了它巨大的压力。

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怎么自觉去认识自己,然后给自己加压,恐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国家太大了,自成体系,可以把外在压力放在一边,置之不理,即便外国制裁我们,我们照样能够运转。所以,外在的压力我们是不怕的,但我们党更应该自觉地给自己加压,增强危机意识。

我们不搞西方多党制,但是我们党必须健全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的根本要素,要使权力受到约束,要有足够的来自党外的批评和监督。只有这样,权力才能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执政党才能健康发展,从而才能长期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