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儿子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2017-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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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傅斯年是"五四" 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杠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1945年7月,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推许评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他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

傅斯年是“五四” 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杠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

1945年7月,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推许评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他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致力于史学研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 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治史,除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他还把语言学的观点、自然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入了史学领域。

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 “以教书匠终其身”。从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到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去世,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正是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海峡两岸一大批声望卓著的史学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在动荡的乱世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

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都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同时提出8条具体的应变举措。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无犹豫的占领。

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口号,主张决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

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就在《地利与胜利》文中对战争走势作出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

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

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优势、补救劣势的方法。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只它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