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肃反 夜读:别样烈士夏曦——红军肃反杀人狂(图)
夏曦,毛泽东校友,早年一起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还一道参加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这位1901年出生的湖南益阳人,革命道路辉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还是中共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担任过湖南、浙江、江苏3个省的省委书记。1927年夏曦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一起,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面对面听过列宁演说。
作为共产党的烈士,为他修墓立碑
1931年3月,夏曦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根据地,1928年由贺龙、周逸群等人创建,为当时3大红色根据地之一,编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后改编为红三军。
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正规红军、20万地方武装,并占地50多个县。事实上,夏曦到来之前,中央一度派来“工运名将”邓中夏到湘鄂西取代周逸群任二军团政委。然而,不久王明上台,借口邓中夏不够主动,把夏曦派到湘鄂西做负责人,湘鄂西“大肃反”拉开序幕。
红六军团领导与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三王震,左四夏曦,左五肖克
夏曦主持当地工作后,把党内军内正常分歧都当成“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连续开展四次“肃反”运动。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向中央提供的报告(下简称“报告”)称,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达“千余人”,“处死百数十人”。
同年8月第二次“肃反”,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又称“火线肃反”。贺龙回忆:“白天捉人,夜间杀人”,走一路杀一路,对象为红军指战员。
报告称“逮捕241人,处死14人”。1933年3月,夏曦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老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杀害。报告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同年5月,第四次“肃反”,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报告称“逮捕172人,处死41人”。四次“肃反”,报告称“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苏(苏维埃)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
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一万多人”与报告称“处死百数十人”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
况且还不包括后三次“肃反”。一个公开的事实是,三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不足4000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
肃反杀人令人人自危
夏曦定了各种名目抓人:二人相遇,在茅房里说句话即有“兄弟团”嫌疑;同乡相聚,买些花生来吃即加以“好吃会”之名;女同志拉家常,被打成了“荷花会”反动组织……而一人成了“改组派”,一经逼供,往往牵扯出一串人。
思路简单:如果上级为“改组派”,那下级必然是;军事指挥员是,搭档的政治委员必然是;首长是,警卫员必然是……一旦成了“改组派”,之后遭遇惨绝人寰。据说,光逼供的酷刑就达20余种。
“鸭子凫水”、“背火背篓”,光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运动中,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成为“肃反”对象,右手被打断,他还不低头,又连遭毒打,关节全被打断,以致神志不清,最后只求一死。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然后召开公审大会,煽动群众将之乱棍打死。
当时身为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被夏曦得知,一逮捕即被打昏,后几乎每天被拷打至深夜。被乱棍打死后,尸骨无存。
在第二次“火线肃反”中,一些指战员刚下战场就被捕,身上还留有硝烟和枪伤,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就被杀害。没来得及杀的指战员则被集中关押,称之为“自首连”,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背上大量物件;打仗时发枪,冲在第一线。
可歌可泣的是,这批人身如囚犯,随时可能被处死,作战却特别勇敢,但夏曦还是认为他们动机不纯——“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据说,当时吓得农民不敢下湖打鱼。解放后多年,洪湖还能挖出白骨。
遇难者段德昌
遇难者万涛
遇难者柳直荀
段德昌,红三军第9师师长,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肃反”也难逃一劫。1952年,毛泽东签署颁发烈士证,第一号为段德昌。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夏曦杀人如麻,他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贺龙哀求: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听后,默默无语。
贺龙“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时至今日,很多人无法理解,这群能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勇士,面对自己人的屠刀时,为何会变为沉默的羔羊。或许,可以从贺龙当时的表现中略窥一斑。夏曦刚来湘鄂西根据地,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三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夏曦一下掌握大权。湘鄂西中共前委书记万涛和巡视员潘家辰曾反对夏曦的做法,不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支持夏曦,让其地位得到稳固,“大肃反”得以展开。
贺龙回忆,那时他“还是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没想到,夏曦搞的“大肃反”,一度波及这位“新党员”。
《贺龙传》里写过一段:贺龙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官,夏曦就逼贺龙写声明,怕“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民国十二年(1923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你给我写声明书!”夏曦相当尴尬。
1933年初,夏曦解散党团组织,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贺龙公开反对,不过,夏曦有“最后拍板权”,“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
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此次清洗,红三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
关向应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主席,卢冬生因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属于“半个党员”。多年后,回忆这段历史,贺龙后悔不已。不过,贺龙还是救下了不少人,不少开国将领,如王尚荣、黄新廷、贺彪、贺炳炎、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
一指障目不见天
1934年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重新恢复了党团组织。不可想象的是,一些红军战士得知要再次入党,竟因害怕而断然拒绝。
此次会议,夏曦态度消极,一言不发。之后,中共中央来信,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解散党团组织方面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夏曦终于承认错误,已被提上日程的第五次“肃反”被取消。历时两年的“肃反”停止。同年11月,在红三军指挥员们痛心疾首的控诉下,夏曦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改任塔卧区苏维埃主席。遵义会议后,夏曦又被任命为湘鄂川黔苏维埃主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后,夏曦低调行事。
1936年2月28日,长征途中,夏曦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趟水,不慎失足,溺水而死。在夏曦溺亡的地方,现建有高大的纪念碑。在洪湖各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也能看见他的画像,甚至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廖汉生回忆,1984年,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一些红三军老战士手指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火气十足,数落不休。廖汉生认为,夏曦之所以犯那样的错误,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曾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的谢觉哉,写诗一首回忆“肃反”: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