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军刘戡的子女 红军将领与被俘国民党中将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在这支长征队伍里,有一个骑着淡红色骡子的特殊人物,他叫张振汉,是国民党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中将军衔。
从1931年起,张振汉就带着“王牌”四十一师“包打红军”,从洪湖一直追到湘鄂边,赌咒发誓“要活捉贺龙”。然而,历史却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非但没有活捉到贺龙,反倒被贺龙、王震、萧克等指挥的红二、六军团活捉。于是,红军将领与被俘国民党中将之间发生了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风采的一笔。
贺龙与张振汉
1935年6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主动向鄂敌发起进攻,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12日在鄂西咸丰县忠堡地区,把张振汉纵队的3个支队9个团切成3块,经过3天的鏖战,打掉了其左支队的一大半。
张振汉身边只剩下司令部和特务营了,但他还想拼死一搏突出去。
贺龙岂能让煮熟的鸭子飞掉,他把在桃子溪战斗中缴获的一门“七生五过”山炮调来,炮兵连长刘彬连发4发炮弹,3发飞入了张振汉的司令部,他的参谋长、卫兵被炸死,他自己虽然幸免一死,但左脸颊被炮弹溅起的碎石划了一条口子,满脸血污,被红军活捉。
张振汉被押到设在黄泥篷的红军指挥部。贺龙摇着大蒲扇,朗声一笑:“久仰呀,张司令!你从1931年就吊在我贺某屁股后面转,天天喊‘活捉贺匪’,今天怎么被‘贺匪’活捉啦?”张振汉嘴上虽说“惭愧、惭愧”,但内心里并不服气,他认为这次失败,是因为那个觊觎他师长位置的一四四旅旅长黄新(即淮海战役中的黄伯韬),捏着3个团的兵力在忠堡镇坐视不救造成的。
不管张振汉服不服气,他的行动得服从战胜他的人摆布。贺龙把张振汉交由军团保卫局看押。保卫局握有生杀大权,张振汉十分紧张,担心自己被杀掉,因为4年前他的友军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被红军俘虏后,不久就被公审处决掉了。
几天后,红军在李家河召开忠堡大捷庆祝大会,张振汉被当作“战利品”“请”到台上亮相。张振汉以为要公审处决他,吓了一身冷汗。贺龙笑道:“只要将功折罪,死罪可免,活罪也免。”
忠堡战后,红二、六军包围湘西龙山县城,以制造新的围城打援战机。可围城长达1月,敌军大部队始终未能调动。贺龙决定打狠一点,打痛敌人,除加强部队攻击外,把山炮调了过来。可炮兵连长刘彬负了重伤,不能参战,炮连其他战士只会放,不会瞄准。
贺龙想到了张振汉,张是保定军校炮科毕业的高才生。可张振汉迟疑了。贺龙看透了他的心思,说:“朝‘自己人’下不了手对不对?实话说,你那些‘自己人’救不了你的,你只有自己救自己。”张振汉听懂了贺龙的弦外之音,便应承下来。
贺龙指着城头上那两个吐着机枪火舌的碉堡说,炮弹只有两发,就看你的本事了。张振汉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红军战士立刻引发,两声巨响,两个碉堡应声炸飞,机枪成了哑巴。 贺龙向他伸出大拇指:“你为红军立了一大功!”
国民党湘鄂川边“剿总”恐龙山有失,急调驻湖北利川的八十五师驰援。贺龙等率二、六军团主力赶到宣恩板栗园设伏,一举歼灭了八十五师,击毙其师长谢彬。
11月,红二、六军开始长征。张振汉被迫开始去体验只有伟大军队才能进行的伟大长征。当时红军只有军团级干部才专门配备骡马,副团以上干部三四个人共用一匹骡马,只能驮运行李,但贺龙下令给张振汉专门配给了一匹骡马。一个被俘人员竟享受到红军军团级干部的待遇,张振汉不禁心头一热。
1936年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已被国民党军收缴一空。贺龙派人把曾当过北洋军工兵营长的张振汉请来,向他询问渡江之策。张振汉环顾四周,见对面山坡有一片竹林,便建议砍伐竹子扎排渡江。贺龙连称是个好主意,对身边的参谋下令:兵分两路,一路砍竹扎排,一路再去寻船。张振汉还亲自示范如何把竹筏扎紧不被江水冲散,保证了红军两万人马顺利地渡过金沙江。
翻越玉龙大雪山前,张振汉看见一群战士围着那门山炮议论着。原来为了轻装爬雪山,红军欲炸掉山炮。作为炮兵出身的他对炮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主动找到贺龙,说重装备对部队作战太重要了,带着山炮走了那么远,炸掉实在可惜,建议把山炮拆分背着走过雪山。
贺龙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看到张振汉主动为红军着想,贺龙十分欣慰,他把保卫局长吴德峰叫来当面交待:“前面会遇到意想不到困难,你们一定照顾好张振汉。我要让他活着过雪山草地。”
张振汉骑着骡马,跟着部队沿着“之”字路朝着玉龙雪山顶爬去,看着红军战士背的背、扛的扛,驮着山炮部件艰难地爬行,他心里很不自在,脸上透出明显的歉意来。后来,这门山炮硬是被英勇的红军带到了陕北,是长征中唯一一门到陕北的山炮,后陈列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雪山越往上路越难走,突然骡马失蹄,张振汉像一只沉重的麻袋滚下山去。保卫局的战士惊呼着,到谷底把摔得奄奄一息的张振汉找到。他已摔成重伤,双腿鲜血直流。保卫局的战士急忙找来急救包为他包扎,上级还特地增派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和保卫局的战士一道,咬紧牙关把他抬过了雪山。
进入茫茫无际的草地后,这位一向养尊处优的国军司令,又要经面临饥饿的考验。看护张振汉的战士,宁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为数很少的一点干粮和费很大劲才弄到的野菜留给张振汉吃。张振汉生了一身虱子,宿营时就自己捉,教导营营长陶汉章打趣地问他身上痒不痒,他非常乐观地回答:“虱多不痒!”
张振汉跟随红军不仅完成了肢体上的长征,而且完成了心灵上的长征,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感和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到达延安后,他对贺龙一吐肺腑之言:“从共产党和红军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
王震与张振汉
在红军将领中,张振汉最先接触的是王震。
那是忠堡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在张振汉的司令部所在地构皮岭,每一条田埂、每一个工事、每一摊石堆,几乎都要经过反复争夺。当张振汉的司令部被山炮打掉后,张部人马顿时乱作一团,四下逃窜,他们不停地把一支支长枪短枪扔进粪坑里。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从指挥所冲出来,带领51团对张振汉司令部发起向心攻击,将溃敌压制到一片包谷地里。他威严地立在俘虏群前,犀利的目光像两架探照灯在俘虏群中来回扫射着,最后聚焦在一个扎眼的士兵身上,那高大的身躯被一套窄小的士兵服裹着,胸脯的肉从上衣缝里鼓了出来。王震厉声问:“你是张振汉?”
“鄙人张振汉。”张振汉只得硬着头皮承认,不情愿地走出俘虏群。他见王震年纪轻轻,一手提马刀,一手拎驳壳枪,腰束两颗手榴弹,料他是个连长,便说:“连长,我想见贵长官……”站在一旁的红军战士全乐了,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张振汉的嘴惊成了一个“O”。仅此,王震便在他脑子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张振汉是个博学多识的军官。王震参加革命前,读的书不多,但他很敬重也很乐意跟文化人打交道。在行军打仗间隙,他经常与张振汉交谈,谈红军的宗旨和信仰,也谈排兵布阵、天文地理,还谈他战败的原因,帮助他消除不服气、抵触的情绪,在潜移默化中感化他、转化他。渐渐地,两人的关系融洽起来。
王震趁热打铁,与张振汉恳谈,希望他能为红军做些事。张振汉说我一败军之将,能做什么?王震说我知道你带兵很有一套,只需你跟我当个观察员就行。那段时间,王震把张振汉带在身边,时不时问他,这个连队怎么样?那个连长怎么样?他也坦言回应。
对他的意见,王震认为可行,就立即采纳。张振汉由衷地敬佩王震,他发自内心地向贺龙赞叹:“有王政委这样的年轻将才,是贵军的造化啊!”有一次战斗红军处境危险,当大家惴惴不安时,张振汉却说:“不要紧的,王政委在那里。”红军果然化险为夷。
张振汉嗜书如命,当了俘虏也不忘带着他的一箱子书。某日,王震见张振汉不说话,面有愠色,便问其故。张振汉忿忿地说:“你的士兵太无知!”原来有的战士把他的书撕来当手纸擦屁股了。王震的火直往头顶上冲,把相干人等叫到一起狠狠地批了一通,说:“太没有文化了,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把马克思的书也用来擦屁股!”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29日拂晓,红六军团十六师作为先头部队,在师长周仁杰、政委晏福生率领下,从龙里快速赶到清水江支流顺岩河渡口。这条河虽不宽,但水流很急,必须架桥大部队才能顺畅通过。
他们迅速取来十几匹布结成几十丈长布绳,由水性好的战士跳进冰冷刺骨的河中,拉到对岸固定起来。又从山上砍来一些树条,用藤条扎制成一个个三脚架作为桥墩,但三脚架放入水中,七八个战士都控制不住,被湍急的水流冲得七零八落。可后续部队已陆续到达,人员、马匹和辎重都汇集在狭窄的河谷地带,拥挤不堪。如果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晏福生压力山大,亲自下水指挥,但桥还是没架成。
王震看着在河里执着而徒劳地与激流搏斗的战士们,冲他们大喊:“等着,我给你们请一个军师来!”不一会儿,张振汉急匆匆地跟着王震赶到河边。他观察了一下现场后说:“你们架桥的基础工作已经做了,现在关键是如何把三脚架固定住。
”接着他简单讲了自己的想法。王震马上拍板:“我看行,就这么干。”大家按张振汉说的办法,用大石块绑扎在三脚架的三个支撑部位上,置于水中就稳稳地固定住了,用拉过河的布绳把三脚架拴牢,再把一根根木条与一个个三脚架绑连在一起,然后铺上木板,一座牢固平稳、人马皆可通过的简易木桥很快搭建成功。
晏福生由衷地赞叹:“有学问还真管用呀!”王震非常高兴:“你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进步,不要以大老粗为荣,肚子里装点墨水才行啊!”
长征一路走来,王震时常关心、照顾张振汉。在一次夜急行军中,张振汉驮在骡子背上的书箱子掉到深不见底的山崖下找不回来了,其中有他最为心爱的《二十四史》,他懊恼不已。王震知道后一直挂在心里,后来到了陕北,他买了一套《二十四史》亲自送给张振汉。
萧克与张振汉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是红军中著名的儒将,与同是儒将的张振汉交往自然更多一些,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打破敌人的“围剿”后,回师根据地休整,开办了红军学校,萧克兼任校长。学校有800名学员却缺少教员,萧克想到张振汉军事技术水平高,打算安排他任教。但有人反对:“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萧克据理力争:“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作战以及地形地物利用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
张振汉的长处我们应该利用。”贺龙支持萧克的意见。但张振汉的态度有保留,说自己是战俘,不便给红军讲课。萧克反复做工作说服了他。
张振汉换上了一套红军军装,走进了高级班教室。班上的学员都是红军营以上干部。讲课中,张振汉说军事理论是一门科学,在实战中军事理论运用得好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这时学员中有人发问:“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讲理论你张教官一套一套的,可为什么你却让我们这些不懂什么‘理’呀‘论’的大老粗给活捉了呢?”有几个学员也跟着起哄:“是呀,张教官还是先把这个给我们‘理论理论’吧!
”引起哄堂大笑。张振汉一张脸窘成了猪肝色,没等下课就匆匆离开了教室,并托病不去上课。
萧克亲自把张振汉请进教室,叫出几个“惹祸”的学员:“龙山打炮时,怎么没见你们抢着上呀?说说,打炮怎样才能击中目标?”几位学员面面相觑,摇头说不知道。“什么叫射程?”几位还是摇头。萧克向张振汉行了个军礼,请他解答。张毕恭毕敬地回了一个军礼,有条有理地进行了讲解。
从此,学员们对这位张教官折服了,张振汉也更加用心讲课,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他用自己同红军打仗的战例,将深奥的军事理论阐述得通俗易懂,并亲自示范,讲解迫击炮、山炮的性能和操作技能,受到学员的欢迎和肯定。萧克后来说:“张振汉是当时红军学校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
11月份,蒋介石集中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红二、六军团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萧克几次找张振汉询问国民党兵力部署情况,并就红军突围方向征求他的意见。张振汉很是感动,红军没把他当外人,他也认清自己的命运已经和红军连在一起,保住红军也就是保住自己。
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指出国民党布防的薄弱环节在南边,红军突围可走南线。红军指挥部经过慎重的分析研究,参考了张振汉提供的情况和意见,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掌握了长征的主动权。
在长征的队列中,昔日战场上的对手成了在长征中共患难的朋友。偶尔有了条件,萧克自做粉蒸肉,不忘请张振汉来一起“打牙祭”。长征到达延安后,张振汉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任教,当时实行供给制,但张振汉享受了额外的优待,每个月另拿几块银元的“薪饷”。每当他发了“饷”,萧克就带上几个人上他那儿“吃大户”,到农家买些酒菜“搓一顿”。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在枣园接见张振汉,动员他回蒋管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回到了蒋管区,任过国军中将高参,他现身说法向国民党高官做统战工作。1948年10月他迁居长沙,加入民革,为长沙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振汉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张振汉每到北京开会,萧克总要请他到家聚一聚,叙一叙。张振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萧克在回忆红二方面军的峥嵘岁月时,经常提及张振汉,晚年还与张振汉的后人保持着交往,对他的儿子张天佑说:“你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