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张海鹏张海鹏: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

2018-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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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日军进攻旅顺时,随军摄影者在旅顺以北郊外拍摄的中国难民.(资料图片)今年是甲午马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

日军进攻旅顺时,随军摄影者在旅顺以北郊外拍摄的中国难民。(资料图片)

今年是甲午马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打下的烙印,难以磨灭。不幸的是,当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时候,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建交40年后的一次令人痛苦的倒退。个中因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深总结。痛定思痛,应对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历史作出检讨,算作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战争胜败实属必然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20年来各方面人士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依据历史事实,做出一些分析。

第一,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中国原是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只可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而改革效果尚不及幕府末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开展“殖产兴业”,不仅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而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迅速发展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国内经济政治实力不同。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曾留学欧洲或赴欧美各国考察。日本还建立了新式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拥有近30万人。双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实力相差甚大,军备实力中国不如日本,这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日本要发动这场侵朝、侵华战争,经过了几代人的准备,设计了多种实施方案。单是对敌情的调查,就极其细致,周到详实。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任要职的人都曾赴华调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反之,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缺乏了解,对日本“征韩”、“征清”的图谋未曾研究。

第四,日本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外交都分别有周到安排。清政府在战争初起时则惊慌失措,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在应战的指导地位,但在应对方略和调兵遣将等问题上均需奏请,常遇掣肘,难以迅速形成决策。有人说,李鸿章以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语带夸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实情。

第五,两国战争指导原则不同。在战争指导原则上,日本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李鸿章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争指导方针,“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应对战争的不二法门。在战争的每一阶段,李鸿章都将前景寄望于列强调停。而日本在外交上应付调停,在军事上一步也不放松,处处掌握主动。

第六,国际环境不同。国际环境总体对清政府不利。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后,已困于西方列强的条约体系之中,旧有的宗藩体系正在全面崩溃。日本虽在幕府末期也被迫与列强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此后就开始改革,至明治维新时期,更是大刀阔斧地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国力大增,正在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甲午获胜后,日本与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即陆续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