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张飞 茅海建:与张海鹏交谊兼及在近代史所的岁月

当金东吉君告诉我,他们准备为其师张海鹏先生七十寿诞出一本纪念集,也让我也写文章时,我一下子没有转过弯来。因为在我看来,海鹏先生还是精神十足的壮年期,很难与“七十岁”相联系,尽管是虚龄。回头望一望,时间过得快,我初识海鹏先生为1989年,已差不多20年了。

我研究生毕业时,还是军人,由总政治部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工作。但在军队中进行学术研究,多有不便之处。1989年终获转业,在王庆成、王学庄、贾熟村、林言椒诸先生的关照下,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工作。

这一年的秋天,我到近代史所去报到。人事处齐处长带我去见海鹏先生。他当时是副所长,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自此之后,我一直觉得他的模样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在三楼的办公室,以后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一样。初识的时候,我很拘谨,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说明白已是军人出身,不知所内的深浅,希望能得到明确的指令,如有错误也直接指出云云。他对此大度地安抚几句。

由于办公室在同一个楼层,也经常照面,我只知他很忙,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他本届政治史研究室,龙盛运先生对我说,海鹏本是做研究的好材料,现在去改做行政厂,言辞中多有惋惜之意。我也听说,海鹏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一健将,以至刘大年先生大窘之,经历多难之后,大年先生以其才长而拔用之。我看了海鹏的论文,关于湖北军政府的“谋略处”,私心对其才华宏敬.而决意反其道而行之,坚决不做行政工作。

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最初几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当时家里没有电话,也没有开始用电脑,人与人之间只能靠直接的交往,我又怕生而疏于交,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完全静心于自己的研究之中。那是我学术成长最快的时期。

在最初的六年中,我完成了《天朝的崩溃》、 《苦命天子》以及龙盛运先生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七卷的集体撰写。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好,每一天都在贫困中忙碌,只觉得是一种“穷开心”。后来又知道,这段时间海鹏先生对我还是有所关照。

而决意不做行政一事,在近代史所还真不能自己说了算。大约在1993年,姜涛兄接任政治史研究室主任,让我来接副主任,我对此甚是犹豫。海鹏先生找我谈了一次,最后达成妥协,也就是星期二、五上班时为“副主任”,其余时间由我自行处理,不任其事。

这也是罗志田兄后来经常提及的“副处级高于”。又过一段时间,海鹏先生找我谈,要在“晚清人物与政治”的大题目下,集中人力与财力来做一点事情。到了1995年底,在所学术委员会讨论中,我申请研究员职称,顺利通过。也就在通过的那天晚上,我与曾业英先生交谈,言及人生太顺利,需得自戒云云。

谁知不久之后,麻烦就来了。拙著《天朝的崩溃》为某些同行见爱过度,特向上峰票报其中有政治问题,作者亦有不端的政治动机。这本可一笑了之,但在那个年代,一些人还有着惯性思维,学术与政治不分。且上峰过于忙碌,只听汇报,看摘要,未读全书。由此,我也一不小心,成了小小的知名人士,研究员的职称被卡了下来。风生议论种种,却又不见确迹。我对此甚不平,既不知《天朝的崩溃》究竞有何问题,更不知往何处可将事情讲讲清楚。

然让我感到苦闷的是,许多人(包括比我年轻的人)经常向我传授方法。如何文字上作技巧而不让人抓住把柄等,似乎我真在书中甚有企图。也有个别领导让我作一篇大而化之的“汇报”,以能尽快解决研究员的职称。我连错在何处都无明指,又如何去作检讨。

我知道他们都是对我好,但活到了四十多岁,还要别人来上人生指导课乃至研究及写书技巧课,总不是很舒服的事情。海鹏先生此时担任所长,让我感到尊敬的是,他自始至终没有主动与我谈过《天朝的崩溃》一书的事情。

毫无疑问,他了解其中大多内幕,在学术取向方面,也与我略有差异,但始终努力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学术事情学术处理。由此,尽管《天朝的崩溃》一书风雨小作,而在近代史所仅仅算是阴天,我没有感到直接的压力。这一时期,我希望能出国一次,以了解域外学术。在徐辉理、张海鹏两分分的帮助下,我去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两个多月。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诸多情况,我找王天有、郭润涛两先生帮助,准备调到北京大学。消息传出后,很多同事多作挽留之词。然若要离所他调,所长这一关须得过。还是那一间办公室,还是那个座位,我与海鹏先生交谈离所时,心中又现出刚刚到所的一幕。没行想到的是,海鹏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表示,如果愿继续留所工作,当然欢迎;如果以后愿再回所工作,也同样欢迎。对于我保留图书证的请求,他也想了一个圆通的办法。

离所之后,许多事情我还是去找老长官。王天有先生告诉我,我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事,海鹏先生会上尽力推荐,使与会多人很感慨。我听了之后,也末作多语。世人多以海鹏先生政治态度与学术取向来做评价,以为我必为海鹏所忌;一些人并不知道,学术风格之异同,不会影响学交,而政治感受之深浅,也不会影响私交。

海鹏先生年长我15岁,我也没有什么代沟的感觉,尽管我与年少我15岁的人,已感到鸿沟之深。人格的尊重,人生的相助,又在于不言、不劝言之中。

海鹏先生长期担任学术领导,仕事学行已无需我多言。在其虚龄七十的时候,我仅选与我有关的事情,撰文致贺。虽说只是私人的小事,然因如此,人谓海鹏先生仗势欺人云云,予即不信。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拔青年干部,流行语作“三十四十,准备提拔;五十六十,养鸟种花;七十八十,大干四化”。这些话的背后,当然自有背景。但近些年来,我看到了一些“大干四化”的学术先进,心甚仰慕。我想从壮年期移入“老教授”之列的海鹏先生,定会焕发出“大干四化”雄风英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