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钱钟书 钱钟书文革时被打倒 负责看管农具成黑面书生
钱钟书先生(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江苏无锡人。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曾任副院长。著有长篇小说《围城》、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等。
在文学研究所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拜钱先生所赐可谓多矣。有问必答,有惑必解。我第一次感受到钱先生对我的关怀,则是他对我的批评。我到所不久,就跟新入所的几位同事,被分配去给木工李师傅当帮手,干体力活。闲时我不是逛故宫,游颐和园,便是到玉渊潭去游泳。有一天,专心致志钻研古书,很得钱先生器重的王水照兄悄悄对我说,钱先生得知我花很多时间到老远去游泳,说为何不抓紧时间看点书?我闻言,一则以愧,一则以喜。
"文革"百无一是,但兵营式的生活,却大大拉近了文学所上下级之间,老中青之间的距离。工宣队进驻伊始,便要全所员工住进办公室,按连队编制分配房间。我被分配跟钱先生等八九个人同处一室。下垫砖块,高不盈尺的木板床,从南到北不障不隔地紧挨着。
室友们只能从床尾上下床铺,三餐亦各端着碗坐在床尾吃。谁个胃口好,谁个精神欠佳,无不有目共睹。夜间谁个说梦话,谁个打呼噜,也无不有耳皆闻。钱先生开头显得很拘谨,但很快便处之泰然,有时大家说笑打闹,他也加入。
1969年11月,中央要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成员"一锅端"到河南办五七干校,文学所抽调一批人组成先遣队,钱先生和我均榜上有名。
我们接掌了当地一劳改农场,我被分配去饲养一群水牛,钱先生和吴晓铃先生则被分配去烧锅炉。没几天,一军宣队队员对大家说,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个社员对我说:"你们那两个烧锅炉的,一定不简单。"问他何以见得?回答说:"他们拣煤核时,手上戴的是一副羊皮手套。"
其实,钱、吴二先生是很入境随俗的,干校迁往息县后,钱、吴二先生一起负责看管农具,夏日,他们齐光着膀子,很快全被晒成了黑面书生。到息县不久,我也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隔离审查,大约由于同病相怜吧,我们这一大批"五·一六"分子,与钱、吴等十几位"反动学术权威",因同被专政,便由共患难,而暗中相濡以沫,大大加深了彼此的感情。
文学所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套理发工具,一把推子,一把剪刀,一把梳子,还有一把钝得刮不动胡子的剃刀。
我见蒋和森、杨世伟、张大明诸君,无师自通,替同事们理发,便也跃跃欲试。一向与人为善的孟繁林兄见我想学,便约我彼此以对方的脑袋当试验品,剃好剃坏都认了。
没料到钱先生得知后,也要我替他理。我说:"不行,不行,我还没学会,您没看见我替小孟理的那个头,跟狗啃的一样,长的长,短的短。"但钱先生却硬着头皮非要我替他理不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把他那颗里面装的书比文学所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多的脑袋,剃成僧不僧,道不道,叫人惨不忍睹的"五七"头。临走时,他又回过头对我说:"下次还要找你理。"
此时的钱先生,跟往常那位衣着体面、举止儒雅的钱教授已判若两人。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道:"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
运动稍松,臭老九们又故态复萌,纷纷拿出封、资、修的书籍来读。钱先生的床位恰好在可容纳几十人大房间的东头,紧挨北窗的一个角落,光线充足。他从室友那里借到了一部会校会注会评本的《聊斋志异》,他读时发现,该书注释转引的一条资料,颇堪玩味,为他以前所未见。
此外,他也拿出由同组王伯祥先生断句,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厚厚一大册《四库全书总目》来读。此书乃王老所赠,钱先生显然早已读过,因为许多书页上都留有他的眉批。有位室友曾把此书借去,专要抄录钱先生的眉批,他也欣然允诺。
许多文章都认为钱先生恃才傲物,更有人说:"若说钱锺书不高傲,那么世间就没有人说得上高傲了。"高傲,不能说一点没有。如对某些享有盛名,又自视甚高,却犯了常识上错误的学者,他批评起来确是语带讽刺,不留情面。
而对涉世未深或默默无名的学人,他却宽容得很。对有真才实学,或在学术上能独辟蹊径的学者,他又成了"不解藏人善"的杨敬之,总是乐于推许的。他曾对我夸赞过王伯祥先生治学严谨。有一次在闲聊时,我提及母校复旦大学外文系林同济和葛傅椝两位教授,他也点头称许。
在息县干校时,外所一年轻人,给他写了一封英文信,他看后对我说,此人的英语程度相当好。何其芳所长从干校回京后,自学德文,边学边着手翻译海涅的诗。何其芳逝世前几天,钱中文兄和我到协和医院去看望他,他还一再叮咛中文兄下次来时,务必把他一叠海涅诗的译稿捎给他,他可在病榻上修改。
何曾向钱先生请教过关于他的译诗。钱先生认为,何学德文不久,但已译得相当准确。从缅怀钱先生诸多文章中,可发现被钱先生赞扬过的人和著作,实多不胜举。
从明港返京后,钱先生暂借学部七号楼一办公室栖身,此楼仅两层,上下层住有十余户文学所同事,每家一间房,门口走廊上各安一台烧蜂窝煤的炉子。钱、杨二先生住在楼下最西头一间。室内有两张书桌,一张面对西墙,光线自南窗入,那是杨先生的书桌。
另一张面对东墙,光线自北窗入,那是钱先生的书桌。他跟杨先生自晨至昏,不是伏案写作,便是埋头读书,三年如一日(他们在七号楼那间陋室一住就是三年)。倘不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虚耗掉钱先生许多岁月,他极可能会写出另一部像《管锥编》那样"万牛回首丘山重"的旷世奇书来。
那时,我和拙荆所住的房间,恰在钱先生房间的正上方,仅隔一楼板,我常进入钱、杨先生的房间,报告些小道消息,钱先生偶亦上楼和我闲聊。跟钱、杨二先生毗邻而居,乃人生一大快事。他们亦极得邻居的敬重。那时各家的早餐多到食堂去买,时值食品供应紧缺,食堂早餐总是稀饭、馒头、卤菜这"老三样"。偶尔限量供应油饼、豆浆,此时,一家闻讯,必奔走相告,也总不忘提醒杨先生赶紧去排队。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号楼西山墙被震裂,七号楼居民纷纷到空旷处搭塑料棚居住。院部要钱、杨二先生和一些老弱的同事转移到大食堂,因为食堂大屋顶是用拱形铅皮连接而成的,不易坍塌。但钱、杨二先生去没多久,又溜回七号楼。
有一天,钱先生见我回房取物,也跟着上楼。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七号楼已成危楼,千万要到食堂或防震棚去住,等到震情解除了再回来。"我指着南墙一条从我们房间直延伸到他们房间的长长裂缝让他看。谁知他竟满不在乎地说:"不用怕,那是原来就有的裂缝。
季康曾经用薄纸条把裂缝封住,几次余震,那裂口都原缝不动。"他还特别加一句:"不是‘原封不动’,是‘原缝不动’。"
钱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时,宠辱不惊,遇到特大地震,亦临危不惧。人言"疾风知劲草",危难临头时,实最能显出一个人的真本色。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研究人员、旅澳学者)
向钱锺书先生学习
◎丁伟志
编者按:11月21日为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近几日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将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本版选发丁伟志、许德政、陈骏涛三位先生的新作,以此表达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和敬重之情。因版面所限,文章均有所删节。
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我写过两篇纪念他的短文。第一篇题目是《送默存先生远行》,第二篇题目是《走近钱锺书》;今天写的《向钱锺书先生学习》,是第三篇。三篇的写作角度有差别,命题自当有别,但是我这三篇短文也有着"一以贯之"的主旨,这就是衷心希望有心于从事文化事业的人都来自觉地学习钱锺书。
学习钱锺书,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认真地读他的著作。但是这种学习显然不能以读过了甚至读熟了钱先生的著述为满足。首先当然得把钱先生认定是我们求学问道的指路人——为我们提供打开学术文化宝藏钥匙的开门人。
知道了路径所向、宝藏所在,下一步那就得靠我们自己步趋前导,迈开双腿,去独立地探险寻幽。"通人"自然难成,能够按照钱先生点拨的路数,将自己造就成精通一部典籍,或者精通一门外语的"专家",那也算得上是没有完全辜负钱先生寄希望于后学的良苦用心了。
有人说:"钱锺书是不可复制的。"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钱先生过人的天赋,常人难以企及;但是钱先生的勤奋,人们是可以学习的。以勤补拙,收获也许能差强人意。所以,说到底,学习钱锺书,固然要学习他传播的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他的治学经验,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强调学习钱锺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重要性,还有一层理由在。因为我们所有真诚尊崇钱先生的学界中人,谁都没有想把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完美化、顶峰化,更不会用迷信的态度把他塑造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天生圣哲。
学通中外古今的钱先生,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学业也是有所长又有所短,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况且,作为博学"通人"的钱先生,术业当然还是有侧重有专攻的。如果说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领域,是钱先生所长的话,那么便应当承认,经济、政治、法律、军事之属,就非其所长,非其所专。
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去向钱先生请教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如何根除贪官污吏,他老人家必定是无法应对,说不出学理依据,更拿不出有效对策的。但是,话说回来,难道从事并非钱先生所长的某些专业的人士,就不能从钱先生学术成就中汲取营养吗?显然恰恰相反,他的不离不弃、永不懈怠的求知态度,他的不肯随波逐流、不肯迷信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的首创勇气,他的知难而进、寻根究底、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他的博采众说、触类旁通、严谨推理、明辨是非的治学方法,对于各类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普适的价值。
隔行的学者从钱先生的著述中的某些奇思妙想、隽语名言中得到启示而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也不是什么鲜见的特例。
至于钱先生专门研究的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人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将其完美化。他的成就再大,也不会变成消灭了一切瑕疵、终结了人类认知过程的绝对真理。在学术上特立独行、超凡脱俗、以"狷"自命的钱先生,其实是一贯坚持在学术探讨上平等待人的人。
他不仅坦诚地尊重、而且真诚地欢迎人们和他商讨学术见解;对于能够指出他的著述中的错讹的,总是诚恳地道谢不已。他热忱于帮助、支持、奖掖后学的许多事例,更是学界中广为流传的佳话,感人至深。我凭借与钱先生的多年交往认定,钱先生内心深处是热切地期盼着"超越钱锺书"的新生代在中国学术界涌现。
"超越钱锺书",大约是要靠几代人薪火相传地接力,才能办得成的大业。但是,大道通衢就在眼前,那就是踏踏实实地"学习钱锺书"——学习钱锺书为代表的一代卓越的前辈学人,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他们开辟的治学之路。
把纪念钱锺书的活动,变成学习钱锺书的切实行动,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大好前程就必定是可期的!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