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 张五常】11位知名教授为何要批评张五常(独家)

他们是什么人？看看张五常的底细把！

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的“五常”博士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忽然提到他？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你居然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认是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是他自己说的？口气不小，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这人颇有点自恋。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这样说过：“在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2000年版。）

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他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还有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并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五常博士说：“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 ②

但是，不要低估这位五常君。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这样说。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

记者：你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他自己的书为证。五常君在他近年出版的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而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

罗纳德．科斯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

记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眯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告诉我们：“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均引自张五常前书。“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启蒙”。张五常还说：“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按：究竟谁这样说过？？）“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意识形态作用。

张五常说：“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

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9年动乱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

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由于几乎不可能实行补偿，故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

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张五常这一建议引出的结果是：“朱镕基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以上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6—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5、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这个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1983年，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这一套书志在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

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

最近，在大陆出版了此人的论文集。五常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布了两条“圣诫”。这“铁律”是：　　“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

他告诉我们，这条铁律是他的美国教父罗．科斯传授给他的。据说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称此为定理，但他的门徒们还是要这样称呼它。”同时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圣诫”第一条。五常君认为：　　“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

但是，当他这样讲时，他却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否定”。

五常博士还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根除腐败的方案，他认为唯一办法是必须彻底解除政府职能：“我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这是来自美国的第二圣诫：建议中国彻底取消政府权威和调控和调控。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的真义。这一思潮正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

但是，如果彻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着那时在中国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亿人即有十亿个小“政府”，意味着每一分钟可能发生十亿起腐败。

6、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斯——张五常

记者：他的这些观点是明显地缺乏论理根据的。

何新：这个人及其理论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中伪科学的一大范本。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五常君承认经济学并非科学而只是“解释”：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他在此书的另一处却又声称经济学是具有“公理主义”的自然科学：“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尽管五常君宣布的每一个“铁律”都可以在现实及历史中举出事例被“证伪”。但是，这也绝不妨碍他宣称他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科学。他认为自己与科斯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见张书，第457页）。

对张五常来说，不仅是马克思，连凯恩斯也是不存在的。这本书中充满了类似上述的自我夸赞和自相矛盾。他在书中引用马歇尔的如下一段话：“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

他说：“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美语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实上，由于五常君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五常君。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美国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吗？

7、美国为什么急于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在五常博士的书中记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说1988年由他通过“国内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对华访问，会见了赵紫阳。这次会谈效果惊人之好：“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问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能否为他们安排一下中国的旅行。

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开价格的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差点建议米尔顿取消中国之旅。然而，就在那时，我得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准备接见米尔顿。

后来的事实表明，我显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要求也与邓小平会面。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支持共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

自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以来，作为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民族经济保护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重商主义和德国的李斯特主义。另一条是自由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亚当．斯密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学派编写的经济学史中，重商主（这个名称实际是一个错误）被贬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经济学，则似乎根本不存在。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记者：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义流派与德国注重现实的历史学派的确有所不同。但是你认为除了门户之见，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学派忽视李斯特的学派？

何新：极其简单——利益，国家利益的原因。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学家，读了他们那些建议和改革方案的时候，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豹之国”强秦。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那样的大军事家。三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秦国当时的主要对手国家楚国内部制造了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打垮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即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张五常、萨克斯授大奖

记者：这个人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的评论，说：“我同意张的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第464页）。

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但此书仍值得一读。它可以告诉你当代最新的主流经济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包括赵紫阳那样的领导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和信仰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的泼皮式的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中他说马克思是愚蠢的，只有亚当．斯密是圣明的。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博学的教授，却似乎不知道极其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乃是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逻辑推导，这里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

而且这位博士这样讲，就好象新剑桥派中一些重量级人物的理论，如琼．罗宾逊夫人和斯拉法的理论都不存在了。罗宾逊和斯拉法都曾从新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深入探讨过马克思的价值论与斯密理论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的。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后面讨论价值论时再作深入讨论。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提名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他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昭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泽东说：你还是留在蒋管区写文章，你一只笔顶我十个师的军队。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战略和韬略的眼光。

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还远远不够！（笑）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完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记者：但是，这种论据你认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形式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码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

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目前我已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等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利用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作为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

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2）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

（3）以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美国及IMF关于维持人民币高汇率的建议，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投

=============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程恩富)

近几年,西方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香港大学退休教授张五常先生把在香港已出版的文集在内地再次出版,并时常到国内高校和电视台演讲,学术界评价反差巨大,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张五常热”。同为美国留学和香港的教授,张五常与郎咸平是两类学风不同、社会良知不同、学术水平不同的学者,因而我们必然主张“赞郎批张”。>>我要发表评论

事件缘由:张五常谈国企:产权为何非改不可

近期,由程恩富教授和中国经济出版社总编黄允成主编并出版了《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一书,以及由香港出版的《十问张五常》(程恩富)一书,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加上港台、新加坡和祖国大陆等媒体广泛报道,美籍张五常被美国政府控告逃税和售卖假古董,则进一步提高了其社会知名度。

那么,为什么我们十几位中青年教授要放下其他重要工作,来专门开展这项批评活动呢?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反对浮夸学风,而且涉及到中国改革的大方向老百姓在小康社会中的切身利益,不得不辨析清楚。

1、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质疑:“全力肃贪不利经济发展”?

与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截然相反,张五常说:“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贪污是与道德无关的。……并非所有的贪污都有害。

……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像,因为这反映了权利的界定是逐渐地从干部阶级特权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方面去。……这些贪污的行为,毕竟是助长了市场的运作。……不贪污就妨碍了不少对社会有贡献的交易。……不能大事批评贪污的盛行。”

张五常反贪腐办法是这样的:“1987年,我见高干左推右搪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管制法制,于是就在文章里大胆地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

从中可以概括其基本思路:贪污属于高干的特权;要特权份子放弃管制和贪污,只有“赠送”国家的资产和金钱给高干私有;高干有了私产,便弃官从商。稍有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国情常识的人,大概都会明白:这是一条比美国萨克斯建议俄国搞“休克疗法”更易带来混乱无序的“下策”,中国广大老百姓会赞成吗?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左大培评说:张五常文章不具“学术性”

张五常之所以出名,之所以惊动了我的朋友们而要与他“商榷”,实在是因为他在报刊(但绝非“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许多多文章,放出了许许多多奇谈怪论。这些东西要说是“学术”,那可差了远远不止十万八千里。正是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商榷”的对像应当是发表在正宗学术刊物上的学术论文。

张五常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胡言乱语,本来就没有什么“学术性”可言,又怎么能同他搞什么“学术商榷”呢!

其实,张五常自己也很清楚,他现在所写和所想的已经远远偏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正宗。他在大骂马克思的同时,也在拚命贬低整个的西方经济理论界,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说自己“30年不读书”,这种“不读书”,当然主要不是不读马克思的书(他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书是很可怀疑的),而是不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书。

由于他这样作,对于现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推导,他更只能是一无所知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极快,理论体系也日新月异,像张五常这样30年不读书,他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上也只够作一个落伍者。

张五常靠给大众媒体写乱聊的文章出名,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界颇具代表性。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名人,几乎都像张五常那样,不仅靠给大众媒体写通俗易懂的聊天式文章出名,而且以此来建立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坏的后果:那些学问和学术实在不怎么样的人往往却被人当成了“学术泰斗”。

3、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提出:不要误导中国改革

作为香港的经济学家,有时候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因为他们的工资比美国学者还高,又充分享受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香港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美国的一部分,大陆需要香港的经验。

历史上香港的自由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不包括劳动力流动自由;新闻自由是有的,前提是不能得罪本地财团,否则没有广告。至于思想自由,在香港文化背景下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扭曲。比如张五常“以专制推进自由”的思想,与其说以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为背景,不如说是以香港殖民地文化为背景。

后者是前者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应用。历史上香港发展经济的经验被称为“专制下的自由与法制”。其自由和法制何来?来自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背后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国家战略。

中国人民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不信,搞民意测验。张五常先生为什么要反对民主,说“选票不如钞票”呢?因为他知道他们所信仰的那么优秀的先进制度,不可能是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需要行政力量,资本力量和国际强权,强制推行的。

4、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质问:判断理论对错的标准合理吗?

2002年4月22日和24日,张五常在演讲时,有学生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任何理论只要加上很多的约束条件就能变成真理,甚至连你最不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加上很多的约束条件它似乎也是正确的。你对此有何看法?”张五常答曰: “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

这里显然张五常已经自封为经济学界的“权威”,自己成为判断对错的标准:他看不懂的就是错的,他看得懂的就是对的。这是典型的“唯我论”和“唯权威论”。张五常并不懂马克思经济理论,这可以从他的文章及演讲中得以证实 。

5、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强调:半生不熟的产权论无法指导改革

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只是一种十分蹩脚的理论, 正如日本井蛙四郎所指出,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诠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五常以科斯为师,他们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按照科斯、张五常的私有产权理论去搞公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使公有财产私有化。

我认为,张五常的“理论”走红的原因,除了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需要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正是我们自己忽视了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作为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而让张五常钻了空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6、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认为:“经济解释”具有辩护性和破坏性

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具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明显辩护性。他说,“私人产权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 ,这是因为,私有产权可以使个人财产的所有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享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对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组织是有效的制约”;等等。

其实,评价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优劣,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关键看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张先生却撇开这些客观的根据,只从个人最大化的中心假设出发,他对产权制度优劣使用的是主观评价标准。

张五常混淆根本经济制度与经济管理体制,抓住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传统计划产品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大讲共产主义根本制度的不合理处。他的经济解释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关于维护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所以,有很大的破坏性。

7、同济大学顾钰民问道:“三招两式”能否定劳动价值论?

张五常则与众不同,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从未对过。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 在八四年一月写《邓家天下》,说起邓丽君及其他超级明星的每小时以十万元计的收入,我问:‘红透半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这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支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从何答我?”他还说:“《资本论》滔滔数十万言,还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劳力价值定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力价值定律’就被公认为谬论;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中国要搞经济现代化,‘劳力价值定律’怎能不被放弃呢?”

从张五常教授上述所用的“三招两式”来看,他得出的结论显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而只是简单地否定。在张五常的著作中、演讲中,看不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深入分析和研究,看到的只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否定。

8、辽宁大学杨玉生指出:人民不承认这样的“设计师”

张五常自诩为“向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教父”,自称他本人也是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并相应地提出了许多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建议,例如,他建议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等等。

在张五常的一系列改革建议中,只字不提国家的宏观调控,只字不提必要的计划安排,缺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地区布局安排,尤其是缺乏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张五常的改革建议字里行间渗透着“新自由主义”的陈腐气息。

按照张五常的改革建议,中国无疑将转变成纯粹西方类型的市场经济,而且是那种在西方国家都已嫌过时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除了没有明确提出采用“休克疗法”之外,其改革建议与使俄罗斯陷入巨大困境的萨克斯改革“方案”别无二致。 我们所要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邓小平和“三个代表”思想灵魂的市场经济,不是盖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印章的市场经济。

9、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反驳:所谓“马克思奄奄一息”

张五常有一篇题为《马克思奄奄一息》的文章,五个部分的标题分别为:“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马克思理论模糊不清”,“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中国政策难自圆其说”。从这些标题和内容就可看出,张五常大体上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从来就没有对过,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与事实相反,不是马克思误解了古典经济学伟人李嘉图,而是张五常在攻击包括李嘉图在内的劳动价值论。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大为拓宽,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上研究经济学,成果甚丰,争论也颇多,因此,学术讨论倡导百家争鸣。张五常的意见作为一家之言,本也无可厚非;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在《马克思奄奄一息》等文章中所使用的语言已经不是什么学术语言,而是一种丧失理智的、“宗教式”的攻击与谩骂。

10、复旦大学马涛声辩:计划生育政策是正确的

张五常2002年6月曾在复旦大学作演讲,其中评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马尔萨斯说世界人口越来越多,因为‘僧多粥少’就会有饥荒淘汰一些不适合生存者,一定有人会饿死――因为物品、食品的供应上升得慢,人口上升得快,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

我觉得马尔萨斯的观点是大错特错。……改革开放20年,虽然中国有些地方还是很贫困,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人口的生活水平比200年前要好得多。现在人口增加了这么多,生活水准却不断提高,很明显地推翻了马尔萨斯的理论。”

张五常依照这一推论,断言建国初期马寅初主张中国搞计划生育的观点也错了,中国政府现在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给中国下一代的发展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其实,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有对有错;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的压力,与我国五十年代以来人口的过快增长紧密相关,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张张五常所谓“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说法,也是信口开河的。

11、全国政协何新评议:美英派来的新自由主义传教士

事实上,由于张五常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张五常被美国人差到香港领受的任务,一是帮助中国政府设计一个产权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二是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论的经济意识形态。

但是,当他这样作时,他却忘记自己已违背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关于“实证经济学”的告诫:实证经济学只应该研究经济是什么,而不考虑经济应该是什么。

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张五常自己曾在书里披露,他本想留美国,但科斯等教授指示他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中国正在改革,地理位置较近,私有化产权理论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