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日专题】北京大学与台湾大学的历史渊源

【台湾大学日专题】北京大学与台湾大学的历史渊源

新闻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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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12月20日,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将率百人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并举办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日”系列活动,内容涵盖学术交流、学生交流和管理人员交流等,这在两校的校际交流史上,规模空前。

北京大学与台湾大学于1995年签署学术交流备忘录以来,两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人员往来十分活跃,双方在科研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如今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密切,学位互相承认亦已实现,北大与台大着眼于未来发展,将建立更为紧密的交流合作关系,共同迈向世界一流大学。

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问北大,为此后几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北大的讲台上,连战回忆起了自己就读过的台湾大学与北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1949年之后北大很多老师和学生,跨洋过海到了台湾,尤其到了台湾大学,把自由的种子带到那里,并在那里开花结果。

包括傅斯年、毛子水等等师生后来都是在台大当教授,受到大家的欢迎。尤其胡适和傅斯年先生,都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傅斯年先生当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后来出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在今天,台湾大学里面那个幽静的校园,那个回响不已的傅钟都是台湾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生活里面的一部分。”连战进而指出,北大与台大在追求自由进步与真理上系出同源,一脉相传,虽然相隔一个海峡,却在六十年的时间里共同专心于人才培养,所取得的成就可谓交相辉映。连战的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北大与台大的历史联系。

图:胡适

从历史上看,北京大学与台湾大学,无论是在人员延续方面、还是在精神的传承方面,都有着深刻的渊源。连战讲话中所提及的台大校长傅斯年,便是在五四运动中赫赫有名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于1913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受到章太炎门下弟子刘师培与黄侃等人的栽培。

蔡元培校长革新北大后,傅斯年在胡适与鲁迅等五四先锋思想的影响下,与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等志同道合的同学,于1918年发起创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成为五四运动的一员中坚力量。

除了史学上的卓越建树外,傅斯年还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29-1937)、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1946),直至生前担任台湾大学校长(1949-1950),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傅斯年

傅斯年自1949年1月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直至1950年底突然去世,执掌时间在台大历史上并不算长。但是他却将自己对现代大学的深入思考烙印在台湾大学的常规建立及制度设置上,这一点与北大精神之父蔡元培先生十分相似。

在教育理念上,傅斯年也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观念的影响,并努力践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基本原则。他十分强调决定大学之生命不待外求,而首要在于其内在精神,大学之精神即为“专求真理”。

他曾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又说“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

”可以说,正因为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台湾大学才在办学理念上成为五四精神与北大风骨的延续与发扬。傅斯年在1949年校庆演讲中勉励学生的八字箴言“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则成为台大校训,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台大学生新生入学时老师们时常提及的教导。

傅斯年去世后,台大在校园中建有傅园,设有安置傅斯年骨灰的斯年堂和纪念碑,并遍植四季青翠的各类植物。而距傅园不远的“傅钟”,一如北大校内的蔡元培像,成为台湾大学的精神象征。

有趣的是,“傅钟”每次敲响的时候,只敲响二十一下,这源自傅斯年脍炙人口的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王汎森曾这样评价傅斯年:“一个学术的风格,一种自由开放的空气,我想这是他留给台大最主要的遗产”,傅斯年之于台大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图:位于台大校园的傅钟

实际上,在台大教育史上发挥作用的北大人物不仅傅斯年一人,经由胡适、傅斯年等“老北大”的邀请和举荐,还有多位曾在北大求学或任教的知名人物应邀于台湾大学担任管理或教育职位。傅斯年去世后,接替他出任台大校长的钱思亮是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也与北大渊源颇深。

1934年,自美国获博士学位后的钱思亮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1946年北大复员迁回北平,钱思亮再次出任化学系教授,并兼系主任。据《北京大学化学系成立85周年纪念(1910—1995)》中记述:“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执教认真.

讲课条理清晰并富有启发性,对学生循循善诱,因而以教学质量优异著称,深受学生们崇敬。”1949年,钱思亮应傅斯年之邀赴台,执教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兼教务长。

1951年傅斯年逝世后任台湾大学校长,直至1970年方才卸任,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担任院长,堪称台大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任期间,他为台大教育质量的提高、良好学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主政台大的教育行政事务外,在台大的院系发展与学术传承历史上,我们也不难发现北大人的身影。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曾说:“我在台湾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书。台大跟北大有很深的渊源,抗战胜利以后,帮助创建台大中文系的,好些是以前北大的教授或学生。

所以,我在那儿教书很亲切。”台大中文系里的北大人,这里聊举两位。其一是台静农,年轻时曾在北京大学旁听,后毕业于北大国学门,是鲁迅青睐有加的小说家。他赴台后担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多年,奠定了台大中文研究的学术传统,贡献卓著;其二是与傅斯年共同发起出版《新潮》的毛子水,早年曾就读于北大理学预科,1930年代回国后任教于北大历史系,并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赴台后,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国文、论语及中国科学史等课程,从教达37年之久,可谓著作等身。

此外,在历史学方面,则有早年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的姚从吾。1934年自德国留学归国后,他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9年去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创办了辽金元研究室。

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年月,北大和台大实质层面的交流虽为政治时局所切断,但两校之间或隐或显的联系,却如一股潜流在冰川下面运行,为改革开放后隔着海峡重新握手埋下了伏笔。(文/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