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八年(1981-1989)
陈伯达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在笔者陪伴下度过的,其中,有七年处于保外就医的状况。这段时期,他在权力部门的安排下,蜗居危楼,远离尘嚣,可生活中仍有一些波澜。对这一段历史,本书亦应有所交代。为避免书的篇幅拉得过长,笔者暂以陈晚年的写作情况为主,略作陈述,是为尾篇。
◇ 历史决议把他和四人帮加以区别
记得一九八八年夏天,香港一家刊物在一篇文章中披露,陈伯达曾在内地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为此,引起过某些读者的疑问。
一个从一九七○年起就被打翻在地,关进囚牢,长期受官方文件和报刊批判辱骂不止,十几年后也不过是保外囚徒身份的人,竟在刊物上发表了文章,这在中国内地似乎是件破天荒的事,这其中的原委究竟如何呢?
事情先要追溯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篇决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份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七月十五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恰是白乐天《苦热》诗:头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的时节,笔者正在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挥汗做工,厂传达室转来一封北京来信。信中转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亲的近况,希望我尽早到京商量父亲的治疗问题。读罢信,我对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厂请好假,并开具了探监的介绍信,随即搭车北上。
探监在当时实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监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时间我对父亲的下落一无所知,用工厂同事的话说: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监是一九八○年五月初,第三次是父亲判刑之后不久,即一九八一年三月。几次探监,其间种种详情,在此不能备述。这一次该是第四次探监了。
我于八月五日到达北京,八月六日一早就赶到了复兴医院,监管干部却告诉我,陈伯达已于昨日出去了,现在住进一家大医院,已不归他们管了,归北京市公安局管。我当即按照他们给的电话号码与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长取得了联系,随后按他的指点到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探视。
父亲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顶西头一间,房子不大但很洁净凉爽,通走廊处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父亲自病后已几年没洗过澡,现在有了条件,就痛快地洗了个澡。总之,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伙食,与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比起来,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公安局安排科员萧清河和一位姓赵的同志轮流照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