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样的女人——胡茵梦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的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仰望天花板上的那一片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和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保留而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个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他们在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示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情感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中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磨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rer)的玩世态度,洒脱的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然而,这个指导原则完全建筑在“二元对立”之上——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不能有人性的挣扎。
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他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然而从古至今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就是人性中的颠倒和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
多年来李敖以他的文笔、才华、博学和发展到某种程度但离究竟还远的观察力以及强势的推销,成功地在自己的身上铸造了一个神、一个时代的叛逆英雄、一个五百年来的白话文豪和弱势百姓的救世基督。于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自认为独特又心怀救赎之梦的读者,便如他所愿地把他当偶像一般开始崇拜。然而偶像是只适合远观的,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琐碎的真相都会曝光,因此在同居者的眼中没有伟人,也没有美人。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之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与二元对立。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自在地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连离婚后都时常向人提起,当做打击我的话题。另外他对别人的排泄物要求也颇高,如果上大号有异味,也是另一项值得打击的“罪恶”。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但是除了为Don煎过年糕之外,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因此那一天当我把冰箱里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时,我并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内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人,在母亲的掌控之下,我没有进过厨房,没有上过菜市场,没有去过邮局,连支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李敖说话总是振振有词,但也总是轻忽了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品质。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词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一锅的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得多,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声不响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个人又重修旧好。
还有一天我把洗干净的切菜板搭着沙窗晾干,李敖走到厨房时看到这个动作,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嚣叫:“你看到没?这片沙官已经松了,这么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会把它压垮,板子从十二楼掉到地面有重力加速度,如果这时刚好有路人走过,他的脑袋一定被砸出脑浆来,那我们就要赔大钱了。”他的话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收拾收拾衣物,拎着箱子又回世界大厦了。如此来来回回地往返于“世界”和“金兰”之间,不知有多少次。
有一天我很沮丧地走出金兰,李敖的邻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对,便好意地对我说,他们和李敖做了几年的邻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点,他建议我不要以常人的标准要求他,应该把他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坐过牢的病人,可能还容易相处一些。经过旁观者的提醒,我确定李敖是需要帮助的。然而,我不是医生,他又那么强硬,我能帮到什么程度呢?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学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李敖,我发现他确实有一些反常的身心现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我笑弯了腰——他通常要穿两件卫生衣加一件毛背心,再加一件棉袄外加一件皮袍,头上还得戴一顶皮帽。台湾的冬天哪有这么冷啊,这身行头到东北还差不多。我问他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他说老天爷会暗算他。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受预备军官训练时,大伙儿有一回行军,在坟堆里夜宿,清晨快天亮时,他突然被一股寒气冻醒,冷得浑身哆嗦,自此以后每到冬天,他都严阵以待地怕被老天爷暗算。我最近读他的回忆录,其中一段写到他就读北京新鲜胡同小学的事:“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从上述这段文字,回想他当年的“寒冷恐惧”,令我不禁怀疑,他根本是灵学和超心理学中所说的“灵媒体质”。也就是说他先天是个极度敏感的仲介体,一般的男人敏感度低,很难感应到无形的能量,只可惜他的科学程度还停留在“五四”时代“赛先生”的阶段,否则他对自己的敏感和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可能以截然不同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加以转化,而不是以强制的二元对立予以封锁、压抑或逃避。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就是灵媒体质,而且透过生物能医学的仪器检验证实了这一点。
李敖除了有“寒冷恐惧”之外,还有“绿帽恐惧”,占有欲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敖的占有欲是超乎常人的。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的歇斯底里总令我神经紧张,我记得曾经在一个星期之内,全脸密密麻麻地爆满了青春痘。我和他很少有户外活动,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进一下血液循环。慢跑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回到金兰,李敖问我出去做什么,我据实以告。他听了很不开心地说,我出去慢跑一定会跟路上的男人“眉来眼去”,所以不准再跑了。
有一天,我在他的抽屉里无意中翻到一本旧的笔记本,字迹狭小而歪斜,内容看起来是一个感情受到重创被女友抛弃的人,所发出的仇视女性的怨言。虽然李敖后来练就了一手“胡适体”的好字,但我猜想那个旧笔记本上的字,应该是他早年写的。不久我找到一个机会询问他的友人,有关他早期情感经验的真相。他的朋友告诉我,李敖在台大时曾经为“罗”姓女友的离去,服过三次安眠药自杀,但都被同学发现送到医院洗肠获救。我看他的回忆录,这段往事他倒是如实写出,不过只提到一次的自杀经过。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所受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问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
我愈是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就愈能以冷静的心情面对他的歇斯底里。有一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大剪刀,把我刚买来的一件古董上衣,卡喳卡喳便剪成了两半,我为了制止他继续闹下去,很快地抢下那把剪刀,用刀锋对着自己的心脏,他见势马上冷静下来。但是长夜漫漫,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趁他不注意,光着脚溜出了大门,在路上拦计程车时,路人纷纷投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的脚。
还有一次我和他坐在车里,正要开车上复旦桥时,我告诉他我想和他分手,他扬言要撞安全岛和我同归于尽,我不动声色地坐着,他看见我没有反应,便打消了同归于尽的念头。
他的精神展现,使我认清人的许多暴力行为,都是从恐惧、自插和无力感,所发出的“渴爱”的呐喊。我来来回回地搬出搬进,其实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没有办法包容他、安慰他。给他一些快乐,然而后果总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气馁自己的有限、狭隘和无法宽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难保,尽力了,还是自身难保啊!
从结婚到离婚
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Stand ty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两百一十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拿出两百一十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大厦。五月六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的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运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得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天下午,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与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便从此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系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又成了夹心饼,两面不是人。没想到婚礼结束,余纪忠先生请我们吃完了午饭,回到金兰后不久,李敖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嘴里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刷”的一声就把“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陪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服红了,于是我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手上还带了一盒礼物,老母门一开,一看是李敖,二话不说,劈头就骂:“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还好意思上门来?你不是崇拜共产党吗?你这种人就该让共产党好好整治一下……”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动地站着,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与他回去,我履行承诺,拿着箱子又和他回金兰了。
我在前文说过,我的人生没事则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应。本来已经远赴南美智利的萧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份回到台湾。他人在国外时,李敖、我和李放,曾经到他花园新城的家,搬了许多古董和家具回金兰。我问李敖为什么把东西都搬空了,他说为的是替萧先生处理财物。萧先生在天母有一幢房子取名“静庐”,李敖说为了便于处理,他必须把这幢房子暂时过户在我的名下,我没有多心,不久他就办了过户手续。这段期间李敖时常和李放通电话,李敖打电话的态度非常神秘,声音低得达我这么好的听力都听不到他的谈话内容。我好奇地问他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他说他在处理萧先生水晶大厦的买卖事宜。当萧先生回台湾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见面,但我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亲找了出去,向老母告之他花园新城的房子已经被退租,古董和家具全被搬空,天母“静庐”也换到胡因子的名下,委托李敖处理的水晶大厦,更是被法院拍卖了。一向对李敖“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李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用语)的正人君子萧孟能,是《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的创办人,也是李敖多年共患难的战友,他和我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痴,我们都因为懒于处理人生繁琐的事务,而成为不怕麻烦之人的掌控对象。
母亲听完了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电话到金兰找我,约我回世界大厦和萧先生及他的女友王剑芬见面。六月十日那一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教在处理财务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剑芬在一旁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痴差不多,我说我很了解。剑芬接着说还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尺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这是唯一的法律凭据。后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枯岭街的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数,李敖总说他不重视动机,只重视真凭实据,然而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人都知道,动机的重要性,显然是超过真凭实据的。这时我对李敖最后的一丝幻觉都被打破了。智者说得对,要想维系一份情感,期望愈少愈好,如果没有任何期待,便能无条件地爱,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年轻时对人性的期望恐怕是大高了。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而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不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侠盗”。我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所写的《忘了我是谁》,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等邱晨录完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准备拿酬金给李敖时,李敖开始避不见面。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付款没照规矩来,迟了两天,所以要诉诸法律,但是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两百万元(看来他很迷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曾经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两百万台币吧)。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张唱片,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户口名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我就不再回金兰。这时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没想到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要我到刘维赋导演家,他愿意无条件离婚。刘导演也是在台中新北里长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孙春华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女人之一。
我到达刘大哥家,和春华聊了一会儿,大家便坐定下来。李敖拿出纸笔,开始写离婚协议书,我心里有一种立刻可以得到解放的期待感。他写到一半,突然转头对我说,我必须把私章和户口名簿交给他,他好办理“静庐”的过户手绩。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李永然律师的协助下,将那幢房子物归原主了。我告诉李敖,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交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李敖脸色一变,气急败坏地开始骂出各种不入流的话,他又跳脚,又比武,像疯了一般要和我“单挑”。我先是静静地听着,听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拿起旁边茶几上春华养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着他脑袋的方向,正准备用力地砸过去,刘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过猛,反弹力当场令刘大哥问了腰。两个人闹了好几个小时,突然意识到天都快亮了,我独自走到饭桌,一个人低头吃起春华为我们准备的消夜(已经成了早餐),李敖变了一张脸走到我的身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因因啊!我们还是好好解决这件事吧!”我头都没抬地对他说:“太迟了,我们走着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萧孟能先召开记者会,接着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联合招待记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一天所有的报纸都登出了这则消息,舆论为之哗然,我整个人充满着战斗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劝说之下,决定和我离婚。他先举行记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写了五条文情并茂的感言。某些与我有交情的女记者朋友,拿了这份声明,赶到世界大厦对我说,如果我不立刻回李敖一份书面声明,第二天报上登出的感觉必定是一面倒的,因为他的文笔实在“动人”。于是我在五分钟之内,含着眼泪回应了他的声言。那张纸我没有保留,只记得内容是希望他好自为之。当天下午李敖拿着一束鲜花,打着我送他的细领带,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世界大厦,准备和我签下离婚协议书。当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感受到,我们之间虽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剧,但手心还是有感情,于是紧绷的斗志,一瞬间完全瓦解。我的心一柔软,眼泪便止不住地泉涌,我为人性感到万分无奈。没有一个人不想爱与被爱,即使坚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样,然而我们求爱的方式竟然如此的扭曲而荒唐,爱之中竟然掺杂了这么多的恐惧与自保。
李敖签完了离婚协议书,回到金兰不久,便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他告诉我,他认为我们之间还是有很深的感情,他希望和我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把周围这些恼人的事抛到一边,安静一阵子。我一边落泪,一连满心遗憾地对他说,玉已经碎了,恐怕很难再密合。他接着立刻对我说,“静卢”的所有权状在他手里,我在法律上已经触犯了伪造文书的罪,他问我律师有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我心怀警觉地对他说,我并不清楚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题,一切交由律师处理,不久他就挂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那通电话从头至尾被他录了音。他让我认清,警觉是有必要的,人一怠情,危机使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