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体良的德行教育 昆体良的自由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昆体良的自由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孙靓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昆体良针对急功近利、不注重基础知识的教育时弊,提出在学习雄辩术之前应施以自由教育,以
使专业教育建立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他通过系统的论证说明自由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他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求知,而自由教育正是通往这一目的的起点。昆体良关于自由教育的见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今日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及意义。
关键词:昆体良;自由教育;雄辩术;通识教育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昆体良(Quintilianus,约35—约95年)是古罗马时期最杰出的教育家,集古代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之大成。昆体良的教育思想主要是通过其教育专著《雄辩术原理》(又名《论演说家的教育》)为世人所熟知,他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在教学法上的成就。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其著作中看出他对古代希腊自由教育思想有所继承。他提出专业教育应建立在深厚宽广的知识基础上的思想,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家为目标。希腊的演说家可以自由发表政论,或是参与法庭事务,不会受到过多限制。与此不同,雄辩术学校在罗马的扎根正逢罗马从共和时期进入帝国时期,政治上的专制化使得演说家不可能再自由发表演说,干预政治。于是,雄辩术学校成了培养律师和官吏的教育机构。家长急于将孩子送入雄辩术学校,年轻人则迫不及待地想显露自己的才干,而一些浅薄的雄辩术教师也迎合这种速成的要求,认为只要能在法庭上胜诉就行,因此只着眼于雄辩术的技巧训练,而忽视了基础学科的学习。
罗马人注重实际,几乎不重视理论学科,除非他们能从中获得某些实际利益。所以他们对哲学几乎全无兴趣。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语言发展的落后,罗马人对文法和修辞学的学习需求甚至比希腊人更为强烈。[2]所以,尽管罗马教育是从希腊教育派生出来的,但它呈现出与希腊教育截然不同的景象。
罗马学校学科的范围要狭隘得多。体操、舞蹈、音乐、自然科学和哲学这些学科或是被降低为文学和演讲术的副科,或是在校外私下教授。而文法和修辞的专业性与重要性则受到过度的吹捧,因为这两门学科与培养优秀的雄辩家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巧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恰好说明罗马的教育存在着强烈的功利主义精神。
希腊教育把知识当作个人追求的事业,而罗马教育则把知识当作达到社会目的的手段。罗马教育已全然失去了古希腊自由教育的传统精神,与促进人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对当时社会风气腐败、教育上的急功近利等种种丑陋现象,昆体良深恶痛绝。针对教师压缩课程、急于求成的做法,他提出,要成为一个完美的雄辩家,广博的知识基础必不可少,雄辩家的培养应以希腊式的自由教育作为基础。
一、古希腊自由教育的精神没落
自由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又称文雅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自由教育的概念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他主张教育应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使人的身心能自由和谐地发展。最初的自由教育是指古希腊自由民接受的基础教育,教育内容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天文等等,以培养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兴趣为特点。古希腊的教育机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雄辩术学校)以及芝诺的哲学学校等,其中哲学学校占据了主导地位。
希腊化时期,罗马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处处向希腊学习。在教育方面,罗马人开设了文法学校学习希腊语,也开设了哲学学校和雄辩术学校。其中,哲学学校教授的是希腊哲学,可是希腊哲学家的高谈阔论与罗马人的实用主义格格不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罗马人主要关心的是军事与政治,他们很少考虑与生活事物无直接关系的任何形式的知识。[1]因此,哲学学校在古罗马渐渐受到冷落,取而代之的则是雄辩术学校。
雄辩术学校在罗马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在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希腊,雄辩术学校以培养演说
作者简介:孙靓(1984-),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
昆体良并不是唯一一位提出要重视基础学科知识学习的雄辩术教育家。他最为尊崇的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就说过,“谁如果没有获得一切重要学科和艺术的知识,谁就不能成为完备地具有一切优点的雄辩家。”[3]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更是将雄辩家比作走向战场的战士,“除非在走上法庭时用全部知识的甲胄武装起来”,[4]否则就不可能臻于完美。而昆体良不仅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还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论证。
个完美的人。
总之,无论是从教育的内容来看,还是从教育的作用来看,自由教育正是培养完美雄辩家的必不可少的基石。
(二)论自由教育的可行性
昆体良认识到,同时学习并掌握多门功课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他坚信并以充足的理由证明,自由教育对培养完美的雄辩家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首先,人的学习能力为自由教育提供了前提。昆体良以竖琴演奏者和律师为例说明人在做复杂工作时往往必须手脚并用或手脑并用,既然性质不同的事情只要经努力就可以同时做好,那么为什么不能在一天之内学习各种不同功课呢?他相信人的心智是勤奋而活跃的,具有巨大的能量,并能将精力分配在许多不同的事情上面。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的能力的肯定。
第二,多科学习能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昆体良认为,长时间只学一门课容易感到疲倦,而变换课业是一种恢复和重振精神的好办法,“正如食物一样,食物多种多样,食欲就旺盛,吃起来也较之单吃一种食物更为惬意。”[8]这说明昆体良对学习心理规律已产生了深刻的认识,这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以及现代心理学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第三,童年时期为自由教育的实施创造了最佳条件。自由教育是基础教育,实施阶段正好处于学生的童年时期。昆体良将这一阶段看作是最理想的学习时期。他说:“没有哪一个年龄能像童年那样不以疲劳为苦。”[8]在这一时期,儿童更能经受劳累,精力更充沛,因此更易学习。同时,由于儿童头脑还未定型,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更依赖教师的教导,更便于施教。这也体现了他对儿童和基础教育特点的认识。
昆体良通过以上理由来证明,自由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和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因而是可行的。
二、昆体良论自由教育(一)论自由教育的必要性
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昆体良反复强调,他所要培养的是“心目中理想的完美的雄辩家”,[5]因此在把学生交给雄辩术教师之前,应当让学生接受希腊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6]即自由教育。他以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了自由教育之于雄辩术教育的必要性:“无言的蜜蜂也是从各种各样花卉和液汁中制成人类的智慧所不可企及的蜂蜜的奇异芬芳,上天赐予人类的卓越无比的雄辩才能也需要许多学科的帮助……”[7]他相信,各种基础学科就是雄辩才能的源泉,它们能以一种内在的力量对雄辩才能作出贡献。
昆体良所指的“许多学科”包括了文法、修辞学、音乐、几何、天文、哲学等,与古希腊自由教育学科的设置基本一致。文法、修辞学是最基础的两门学科,在罗马也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自不待言,除此之外昆体良还对其它几门学科的作用和意义也进行了论述。
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认为它有助于智力的发展,是进行美育的有效手段,同时更是道德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将音乐教育视作和谐发展教育的核心。同样,昆体良也将音乐放在了基础学科的中心位置,阐述了音乐这门学科在雄辩术教育中的作用。
自由教育中的音乐学科包含唱歌和舞蹈两个方面。昆体良认为,唱歌能训练学生的发音和声调,舞蹈则能锻炼学生手脚的协调能力,练习恰当的手势和动作。同时,音乐又与文法有着密切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谈及几何学,昆体良指出,算术和图形理论在法庭辩论中都是必需的,许多诉讼案件都与算术及测量有关。并且,几何学中常运用辩证法证明,对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是大有裨益的。此外,学习天文学能有助于理解诗歌,学习哲学也能更好地体会诗歌中的精义。
从总体上看,这些学科之间都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这些学科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有利于雄辩才能的完善,而完备的学问才能使演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昆体良毕竟受到时代的制约,他所谈的教育都是围绕培养完美的雄辩家这一宗旨的。尽管他未能明确指出,广博的学科知识可以促进人的德、智、体各方面全面和谐发展,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教育不仅仅适用于培养一个完美的雄辩家,也适用于培养任何一
(三)论自由教育的终极目的
昆体良热爱雄辩术,将它看作是“一门崇高的学问和最完美的事业”。
他推崇柏拉图的求知精神,认为完
美的雄辩家应能“立志高远,胸怀真正的雄辩术原理,从自己的精神中,从沉思和知识中去寻求一种长存的、不以财富来衡量的收益”。
昆体良将雄辩家视为值得尊敬的职业和令人愉快的职业,因为他认为能够像柏拉图一样不断追求真知、不断追求真正的雄辩术原理就是一种快乐。不幸的是,世人大多将雄辩术视为获取名利的途径,没有体会到雄辩术的真谛。昆体良认为为了赚取钱财而学习雄辩术是一种卑劣的目的,不值得提倡。教育的终极目的应是使人具有不断求知的动力,从而获得永恒的精神财富。这种求知的过程就是学习广博知识的过程。
昆体良认为真正的雄辩家就应有这样高尚的追求,
而自由教育正是踏上这一千里之行的第一个跬步。因此,他在本应只讲雄辩术教育的《雄辩术原理》一书中毫不吝惜地用了三个章节“离题”论述了自由教育,但这种“离题”却是完全必要的。
尤为激烈,支持分科者往往以减负为理由。实际上,高中文理分科与高等教育专业化一样,都满足了我国建国初期社会建设与发展对教育所提出的客观需求,即要求教育为社会尽快输送专业化人才。但从教育本身及个人发展角度来看,过早分科有碍于学生全面而充分地发展。并且,文理分科的学生并不比文理通学的学生轻松,因为学习压力不是取决于科目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在中学阶段就采取文理分科,实则人为地拆散了系统的知识,割裂了学生对世界的完整认识,也制约了学生今后的专业选择和发展方向,反而不利于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因此,不仅大学有必要实施通识教育,基础教育阶段也应尽可能地贯穿通识教育的理念。
最后,昆体良对教育终极目的的见解倡导我们继承自由教育的精神实质。他使我们认识到,教育应是高尚的。现今,许多人在专业选择和专业学习上与古罗马的雄辩术学习者一样,从实际利益出发,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而通识教育的课程往往是一些不直接产生实际效用的学科,通过学习这些课程能让人摆脱功利目的的困扰,真正沉浸在获取知识的快乐之中。因此,通识教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是一种高尚的学习。
两千年前古希腊和古罗马各具特色的教育已经证明,无论是实用主义,还是理想主义,都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总是由所在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的时代依旧逃不出这一规律。然而,通过昆体良的论著,我们能领略到自由教育的风采,体会到教育的真谛,并有所向往。他关于通过实施自由教育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与我们一直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理念是相通的。最可贵的是,在教育更多地被赋予工具性的今天,他发自内心的求知愿望令人感动,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1]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63.[2]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64.[3]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93.
[4]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238.
[5]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43.
[6]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67.[7]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44.
[8]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0.
[9]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2.
三、对当今我国通识教育的启示
自由教育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改头换面,在当今更多地被称作“通识教育”。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知识的丰富,现在的通识教育的涵义比传统的自由教育要宽广得多,它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学科内容也与时俱进。通识教育一般特指大学里的普通课程,而自由教育在古代则是一种基础教育。之所以将通识教育看作古代自由教育的延续,乃是由于其理念是一致的。无论是自由教育还是通识教育,都是出于非功利的教育目的,注重人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
当今西方国家的大学普遍为新生开设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并不急于将学生限定于某一专业的学习,而是通过引导学生合理选择所修课程避免过早专门化。这样,学生可以学到广泛的高层次的知识,既有利于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又有利于今后的专业选择和学习。而我国的大学基本上还保持着专业化的模式,虽然大学低年级设有公共必修课程,但内容和形式较为狭隘,并不是真正的通识教育。近年来国内有少数大学效仿国外的大学取消在低年级划分专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与实践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通识教育仍有待于在我国高校中进一步大力推广。
通过分析昆体良对自由教育的见解,我们能更好地把握通识教育的教育理念,将其与我国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
首先,昆体良对自由教育必要性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学科之间的关系,即知识的相互联系是普遍的。尽管有些学科间的关系看上去不那么明显,正如古希腊学科中的天文学与诗歌似乎毫不相干,但如果不对天文学有所了解,就不能参透诗歌中的深层含义。而今日的学科之间更是有着微妙的关系,尤其是现代专业类别日益细化,如果不能掌握广博的基础知识,对任何学科的理解只能是浮于表面,在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上简直会寸步难行。因此,要想专业化,首先必须全面化。
另外,昆体良以通俗的经验性的语言论述了自由教育的可行性,为我们实施通识教育提供了教育心理学上的依据。他充分相信人的学习潜能,认为学习各种学科不仅不是一种负担,而且还遵循了学习者的心理规律。他认为内容单调的学习往往容易让人感觉疲惫,而不时变换学习科目有所调剂,能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为文理通学提供了论据。近年来,关于高中文理分科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