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波的简历 李晓波的人口学论文:缺乏逻辑自洽的陈词滥调

李晓波的人口学论文:缺乏逻辑自洽的陈词滥调 李晓波是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文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大四的学生。今年6月,针对人大纪宝成教授关于放开生育政策的提案和观点,李晓波撰写了一篇题为《计划生育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的关系问题》的6000余字的论文,对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人口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驳。

嗣后,李晓波将自己写好的论文发给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长程恩富教授,文章不仅引起程恩富教授的关注,还邀请李晓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新人口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首届论坛” 。

关于中国人口政策取向的讨论目前正在不同层面展开,而以上海为代表的地区,迫于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在事实上悄然松动了严格“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

然而,李晓波凭借一篇论文即被程恩富邀请参加“新人口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首届论坛” 颇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程恩富在中国人口问题上是一个主张严格“一胎化”的人口学者,而李晓波论文实际上从几个侧面对程恩富的严格“一胎化”主张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支撑性论述。这时他能够受程恩富之邀参加这个论坛的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

李晓波的《计划生育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的关系问题》人口学论文究竟讲了什么呢? 1. 对于中国人口的中国老龄化问题,李晓波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非引起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必然原因。

他解释说,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多出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与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关。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的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35岁延长到2008年73岁。

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人口出现老龄化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平均寿命的普遍提高。 他还进一步引用西方发达国家例子进一步说明,他在论文中写道“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自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迅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提高,特别是相关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渐完善,使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陆续达到了7%,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只是时间出现的早晚,进展速度快慢,程度高低有所差异,在我国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将会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出现,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并非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根本原因。

” 尽管李晓波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结论,“计划生育政策并非引起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必然原因”,但是在行文中,他还是说“计划生育政策仅仅只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一个相对原因”。

就李晓波的上述论述,首先,他对于“原因”的解释进行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区分,即区分了“必然原因”和“相对原因”。笔者查阅了一些哲学书籍,实在找不到关于“必然原因”与“相对原因”的自洽的哲学解释。

笔者理解,无论“必然原因”还是“相对原因”,实质上他们都是“原因”。如果认为“相对原因”还是“原因”的话,那么很显然说中国目前出现的急速老龄化人口现实与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关,这种论述存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第二,中国目前出现的急速老龄化人口现实与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究竟有没有关系? 其实,李晓波的“无关”论或“相对原因”论,并没有什么创见。早在2007年01月邬沧萍教授在“中国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就强调“把中国人口老龄化,都归罪于计划生育是十分错误的。

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中国老年人群庞大是历史与既定的,与计划生育无关。” 然而,在对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分析上,邬沧萍教授与李晓波的认知不同,邬沧萍教授认为“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寿命影响不大。

” “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而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就计划生育与老龄化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另一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口学家田雪原有过一段明确的论述。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中国……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变动经历了5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52年的人口转变阶段,即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第二阶段为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次生育高潮阶段;第三阶段为1958年至1961年的第一次生育低潮阶段;第四阶段为1962年至1973年的第二次生育高潮阶段;第五阶段为1974年以来的第二次生育低潮阶段。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由于受上述几个阶段的作用,直到20世纪后半叶五六十年代尚处于年轻型。

1964年人口普查0至14岁少年人口占40.69%,15至64岁成年人口占55.75%,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3.56%,属典型年轻型人口。70年代出生率长期、持续、大幅度下降,加剧了人口年龄结构向成年型、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变动为:0至14岁少年人口下降到占27.

69%,15至64岁成年人口上升到占66.74%,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上升到占5.57%,属典型成年型人口。

10年后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为:0至14岁下降到占22.89%,15至64岁上升到占70.15%,65岁以上上升到占6.92%,已基本上过渡到老年型。从年轻型到成年型,再到老年型,中国经历了不到30年的时间,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人口年龄结构类型转变花费的时间要短得多。

” 依据田雪原的分析,“从年轻型到成年型,再到老年型,中国经历了不到30年的时间”,而这30年的时间段内,正是中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历史时期。

那种声称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无关的论调不攻自破。 就这一问题,田雪原也坦承“老龄化…在前期主要是因为生育率的下降,这没有问题。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寿命的延长。

当然,从现在的情况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更大一些。” 对此,早在2005年叶明德、何文炯、王先益就在《长三角地区人口老龄化和城乡社会保障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现象是自然发生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促使人口生育率不断降低,从而使少年儿童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这些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地进行的。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则有着明显的‘催生’痕迹。

” 由此可见,如邬沧萍教授所言“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但无视近30年来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主要源于计划生育政策,却得出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无关的结论,在逻辑上存在严重矛盾。

而李晓波进而否认中国生育率下降不是人口老龄化原因更是荒谬至极。他的论述不过是把田雪原“老龄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寿命的延长”这一论点加以拓展而已。 2. 关于计划生育与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关系,李晓波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非引起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

但是他还是承认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性别比偏离的一个重要诱因,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但是他又说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错”。

就李晓波的这一论点,笔者认为,首先,李晓波一方面承认承认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性别比偏离的一个重要诱因,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并且也认为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一个严重后果,但是又进而强调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错”,这样的论述同样存在逻辑自洽问题。

一项政策,引起一个与社会发展不利的后果,这项政策即使不是错误,也存在其政策性失误一面。是一项需要反思的政策。

一项社会政策,无论其出发点多么美好,假如这项政策本身仅仅关注达到其目的本身而不考虑对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并且进而造成了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这项政策至少存在瑕疵。如果无视这一政策产生的严重后果,对这一政策不加以深刻反思,仍然一意孤行,这与我们社会现在极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对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根本原因,李晓波认为(1)重男轻女思想,(2)教育落后,(3)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违规使用。

如果不使用“根本原因”这个词,单就“原因”说,李晓波所列造成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三原因基本上还是成立的。但是把这三点作为人口性别比失衡失衡根本原因则是盲人摸象。 就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笔者曾写过一篇博文(《中国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主要原因以及解决对策》)。

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无关联?关联如何?只要简单进行纵向和横向两分两方面比较即可清楚明了。 第一,从纵的方面看。

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性别比发展是一种什么状况? 先看看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性别比: 表一:1949-1979中国人口性别比 年份 1949 1955 1960 1970 1975 1979 性别比 107.

3 107.4 105.9 106.0 106.0 再看看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口性别比: 表二:“六五”——“十五”中国人口性别比 年份 “六五” “七五” “八五” “九五” “十五” 性别比 108.

20 110.20 115.42 117(注1) 122.66 从以上两表清楚看到,1979年以前,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的30年间,中国人口性别比不存在失衡问题。“六五”后,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30年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日趋明显。

如果认为造成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根源在于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和教育落后,那么,1949——1979年的30年间,在中国不存在重男轻女思想?1949——1979年的30年间中国教育水平难道远远高于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30年?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在中国一直存在,建国前的30年中国人的重男轻女思想如何就比建国后30年的重男轻女思想的社会存在要更弱?而另一个明显证据就是,建国后30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30年),中国社会的整体教育水平要远远高于建国前30年。

因此,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源只能主要是由计划生育政策所致。 第二,从横向对比看。

众所周知,中国实行有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不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省份主要包括内蒙、西藏、新疆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及贵州、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 表三:1981_2000全国及部分各省市自治区人口性别比 项目 1981 1987 1989 2000 全国 108.

5 111.0 111.9 116.9 内蒙 106.8 106.6 108.5 108.7 西藏 101.3 109.

4 104.3 102.7 宁夏 106.2 105.0 107.3 108.8 新疆 106.1 101.2 105.3 106.1 贵州 106.8 107.0 103.8 107.0 云南 106.

2 106.3 108.1 108.7 广东 110.5 108.7 112.4 130.3 四川 108.0 112.7 113.0 116.0 湖北 107.0 109.2 110.

0 128.2 河南 110.3 117.4 116.4 118.5 辽宁 107.1 109.4 110.1 112.8 从上表统计数字不难发现,正是从“六五”计划开始,也就是正是从计划生育政策从全国开始推行开始,中国人口性别比即开始出现超过102-107这个正常浮动区间水平。

比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1981-2000人口性别比变化,不难发现有以下几个省、区在这20年内人口性别比变化处于102--107102-107这个正常浮动区间水平:内蒙古、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

这几个省去有的以农耕为主、有的以农牧并作,有的以畜牧业为主,但是这几个省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生育政策,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都允许生育二孩,有的省区则允许少部分人群生育三孩或多孩。

与上述5省区不同,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人口性别比呈现不同的失衡程度。最为严重的省份包括: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

即使北京和上海这样人口低、负增长的直辖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口性别比失衡。 很明显,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全国性的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密切关联。 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目前中国出现的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

纵观李晓波这篇引起程恩富注意的《计划生育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的关系问题》的人口学论文,其主要观点已经由田雪原、邬沧萍等一批主导目前国家生育政策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论述过,既缺乏原创思想,又存在逻辑自洽的不足,不过是一篇缺乏逻辑自洽的陈词滥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