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生命中的几位女性
罗隆基生命中的几位女性
□蔡登山
1931年5月5日,罗隆基(努生)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完译稿之事后,他说:“家事依然一塌糊涂,十分痛苦。志摩新从上海北上,知之甚详也。不久总须求根本解决,知念,附告。”此时的罗隆基,在婚姻上已出现相当大的裂痕了,果不然,在同年5月20日他给胡适的信就说:“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彼此同意暂分六个月(最少六个月)。
国家的个人自由没有争到,家庭的自由争来六个月,未始非易事!前此情况,译书都不得安宁,十天功夫尽费在吵架上面,真不值得。”同一天他给徐志摩的信也说道:“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暂分六个月。短期的自由,争来亦不容易。将来,让将来照顾将来罢!”
我们知道,罗隆基早年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时,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位女华侨留学生,她叫张舜琴,父亲张永福是新加坡的富商。在征得女方父母的同意后,他们在英国结了婚。1928年两人双双返国,住在上海霞飞路1014弄15号的花园洋房,与清华大学同学梁实秋比邻。
张舜琴在英国学法律专业,回到上海挂牌当律师,但由于她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只能接外国人的个案,业务清淡。因此,她在上海光华大学兼课,教英语。而此时的罗隆基则身兼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及《新月》杂志主编等职。
曾是罗隆基在光华的学生的历史学者沈云龙在《光华大学杂忆》一文中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
”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早年也曾同罗隆基共事过的李璜,在《谈王造时与罗隆基》的回忆文章中说:“那个时候,老罗又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按:应为留英)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
”而比罗隆基稍晚的清华大学校友潘大逵在《风雨九十年》中回忆:“……记得在我1930年回国之初,也曾与他的前妻张小姐见过面。
他的前妻是华侨,在英国读书,罗与她是在英国结的婚。她给我的印象是外表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
罗隆基在暨南大学任教的学生、马来西亚的著名学者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指出:“……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太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了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
他伪装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罗隆基,避之唯恐不及,他对她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
1931年间,罗隆基在上海王造时家,结识一位性格开朗、活泼的女性。她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湖北人,身着一身旗袍,使她彷佛变得更加纤弱。然而她的谈锋、她的风度却一点都不纤弱。她自称是人生的叛徒、家庭的叛徒,倘要写自传,书名就叫《一个叛徒的自传》。
这位女性名叫王右家。据王右家的好友吕孝信的《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及吕孝信的回忆录《耄年忆往》,我们得知吕孝信生于1910年,而王右家大吕孝信一两岁。她们小学都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当时梁实秋的未婚妻程季淑也在那里当小学教员。
小学毕业后王右家进入宣外大街的春明女中,后与吕孝信同入北京女子大学,之后据吕孝信说,她和王右家原本约好同时离家私奔美国读书的,但当一切准备就绪时,王右家却独自去了威斯康辛城就读,但去美两年,也未曾拿到什么学位。
王右家在上海认识了罗隆基后,不久两人同返北京,
吕孝信在《忆一对欢喜冤家》一文中说:“……右家那时不过二十出头,美得像一朵花,见到她的男人,无人不为之倾倒,正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的时候,她无论想嫁谁,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可是偏偏遇到努生是个有妻室的人,在今日的社会,尚且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何况四十年前?这种独特异行,不啻给古老的社会投下一颗炸弹,把人们都震得目瞪口呆,我问她:‘你为什么一定要和一个有妻室的人同居,难道只为了表示你有对这社会挑战的勇气吗?’后来我才知道她有这勇气,都是努生给她的鼓励。
努生说:‘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采、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右家天生本来就有反叛性格,所以就在这种恭维鼓舞之下,不顾后果的和努生同居了。”
吕孝信又说:“她和努生在天津那段生活过得似乎很快乐,努生喜欢外表美丽的女孩子,更欣赏女孩子有美丽的内心,因此鼓励她多读书、练习写作,那时她确实读了很多书。以后她又办《益世报?妇女周刊》,对文化工作非常热心。
如果她不认识努生,而嫁给原来的未婚夫,相信她以后的生活将是两种方式。她会整天交际,出入戏院舞厅,混混沌沌过一生,正如小曼未嫁徐志摩前的生活方式一样。”“努生除了在天津《益世报》工作,又在南开大学兼课,后来又兼领了北平一家大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好像是《晨报》),他们又在北平大水车胡同另租了一所房子,平津两地轮流的住。
大水车胡同的房子是个有钱人家的后花园,房间不是很多,但是花木扶疏,庭院深深,别有一番风味。”
吕孝信曾形容王右家是“外表温静斯文,但是她的性格却是带些野性的。……有时我觉得她很像《飘》中的郝思嘉,努生则有些像白璧德,她和努生二人正像郝白一样,算得是一类型的人,所不同的是右家心中并没有一个查希礼,如果努生能像白璧德一样专一的爱着郝思嘉,那他们的结局就不会像《飘》一样的没有结果。
”但罗隆基在感情上是“多元论者”,才子多风流。这在张舜琴是无法容忍的,但洒脱的王右家却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尽管有“如花美眷”,罗隆基还是花边不断。
1934-1935年间,罗往来天津、北平间,当时北京大学女学生徐芳,因写新诗小有名气,罗隆基透过好友梁实秋邀得徐芳见面,梁实秋当时是北大外文系主任,徐芳虽是中文系,但修过梁实秋的课,又因写新诗的关系,梁对其特别照顾。
罗隆基欣赏她的才华,常借故邀约至中山公园散步谈心,怎奈女学生并无此意,加上徐女的父母得悉罗隆基的花名,不许他们交往,也因此常常由王右家负责邀约。虽然“落花有意”,但“流水无情”,而罗隆基始终不曾放弃,他不断地给徐芳写情书。据徐芳女士告诉笔者,一两年间达三四十封之多。可惜的是经过抗战等迁徙,目前幸存的仅有一封,那是1937年10月15日罗隆基给徐芳的———
舟生:
你给我及右家的信都收到了。由信上看起来,你似乎暂时还不会南来。在我,亦不知怎样说才好。我想你来。但你南来后又怎样?上海你去不了,南京你住不久。毕竟怎么办?不过,你长住天津,亦不是结局,对不对,芳?
我托你的两件事如何?第一,我要请你代我买SAXIN,中国名糖精。第二,我要你代我找社论。芳,你代我办办如何?
梁老师据说已北返。是否回平,抑往天津,我不知道,我至今还没有得到他的信。长沙方面,他不得意。英文系主任已聘叶公超,这或者是他忿忿而去的理由。你在北方遇见过他吗?
舟生,你有信来可寄南京阴阳营四号。这是我的办事地点。假使信寄到此地来,则“仁兄”二字可免去,对不对?我当然明白你的用意,不过,“仁兄”两字,总有点碍眼睛。
老实告诉你,我闲得要死。真是,闲煞人。这当然不是你想像得到的。此间的一切情况,要说亦没办法和你说,这更令人叫苦。中国的前途,个人的前途,无从捉摸,亦无从说起。舟,我真愿有一二个亲近的朋友,买大量酒,喝个大醉,忘我忘人,忘记一切。清醒就是痛苦。到此,方知以往明末宋末许多许多诗酒放荡的文人,不是偶然。他们都是哑巴吃黄连,在尝那般滋味。
舟生,你近来还写诗吗?你近来有什么作品,寄来给我看看好吗?我给你的信有别人看见吗?我真想放开胆来向你写信,又不知你的境遇能否容许。得了吧,芳,少说罢!不过,不说,你亦懂得,对不对,芳。舟生,惦念万分,几时能相见?
十月十五日
南京东瓜市一号王缄
(注:信中的舟生,乃徐芳的笔名。而梁老师指梁实秋。买糖精据徐芳说是因为罗隆基患有糖尿病,必须以没有糖分的SAXIN代替一般的糖)
后来罗隆基和王右家由南京去了武汉,那时国共已经合作,中共许多要人都会集在武汉,罗隆基那时很活跃,国共双方的人,他都拉得上交情,如周恩来、邓颖超全和他们有来往。之后,他们又去了重庆。他们在西南时,罗隆基的前妻张舜琴也在那儿,不久张舜琴和她的一个学生结了婚,所以她才同意和罗隆基离婚。也因此王右家和罗隆基才正式结了婚。
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们两人又闹离婚了。据吕孝信说王右家这么告诉的她:“骡子(按:指罗隆基)对感情是‘多元论者’,我早已告诉过你,我一直以为他不过喜欢逢场作戏,只要他如常的爱我,戏罢仍能回到我身边来,我也就不想认真。
最后他和一个人家的太太好起来,这人的丈夫是社会知名之士,也是骡子的朋友,太太也算是我的朋友。当他们要好时,我并不是一无所知,不过我未以为意,大约这样过了一年多,不知怎么他们二人因事闹翻了。
那位太太自觉有许多情书在他那里太不安全,于是就向我坦白忏悔,希望我将那些信件偷出来还她,当时我又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乃一力承担一定要把这些信完璧归赵。我知道骡子存放情书的地方,但我平时为了减少烦恼,从不去检查或碰它,现在为了她的缘故,我开始去翻查,我发现他们短短相识一年多时间,居然写了近百封的信,这使我觉得惊奇,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话好说。
为了好奇,我随便在其中抽了一封看看,不看犹可,看了实在不由得我不生气,原来信中竟已谈到婚娶,她计划要离开丈夫,而骡子也计划要和我离婚。
我为了保护我自己,就拿出了三封,但仍将其余的信遵守前言还给了那位太太。虽然刚一看信时未免生气,不过事后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又抬头了,我一向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主张,既然骡子与她相爱,我就成全他们也无所谓,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骡子的家,永远也没回去过。”
有关于王右家与罗隆基的离异,罗隆基的清华大学同班同学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一文中,这么说:“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
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但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
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异后,很快认识了茶商唐季珊。唐季珊是情场老手,早年曾从电影导演卜万苍手中抢走红极一时的影后张织云,并曾带着张织云到美国宣传,纽约报纸刊出“中国茶叶皇帝与中国电影皇后同来美洲”的报导,让他的茶叶生意获利颇丰。
但张织云被他利用完后,就一脚踢开,又勾搭上一代红星阮玲玉,同时又与歌舞明星梁赛珍姊妹有染,导致阮玲玉心碎自杀。因此当吕孝信得知此消息时,曾问王右家何以有此选择?王右家说:“当我认识他不久的时候,我就认为他最适合做我的丈夫,你知道,我不能在骡子同一圈内去找丈夫,如果不如他,会被他暗笑,比他高明的又都已有家室。
唐季珊是另外一个圈子内的人,无可比较,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嫁。
只是‘老大嫁作商人妇’,自己也难以解嘲。”1949年后,他们夫妇到了台湾,唐季珊仍经营他的华荣茶叶公司,王右家则应酬于官场达贵之中,张道藩与蒋碧微都是她的好友。1958年4月12日,由王右家编导的古装历史剧《龙女寺》,在三军托儿所公演二十天,颇受好评。但几年后,由于茶叶生意不佳,唐季珊倾家荡产,流落街头;王右家病卒,连丧葬费都靠生前几位好友资助,这是后话。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女士在她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说,1965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她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
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其中刘王立明乃是王立明之谓,王立明1897年生于安徽省太湖县,曾获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硕士学位,是早期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王立明与向警予、杨之华、刘清扬等全国妇女界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对当时全国妇女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她后嫁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湛恩。1938年,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及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主席的刘湛恩为日寇所暗杀,王立明痛失亲入,为纪念丈夫刘湛恩,她挥泪以中英文写了《先夫刘湛恩先生之死》,并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以“刘”字,改为“刘王立明”,以示永久的缅怀与纪念。
1944年她参加了民盟并选为中央委员,又与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宣布民主,反对独裁专制。
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也被扣上沉重的“右派”帽子。传记作家叶永烈在《沉重的一九五七》一书中,提到罗隆基在心脏病发的当天晚上,在家中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赵君迈、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酒足饭饱,他还到离家不远的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到午夜11点,才回到自己家中。
章诒和回忆母亲曾对她说史良与罗隆基的事,母亲说:“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
”史良,江苏常州人,1900年生,1922年从常州女子师范毕业,1924年考入上海政法大学。初学政治,后改学法律。后又转到上海法科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国民党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
然而才刚刚踏入社会的她,却意想不到地被关入监狱,而且一关就是两个月。后经法科大学老校长董康和蔡元培出面保释,才被释放。1931年,史良开始她的律师生涯,最初是同老师董康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大约一年后,她开办了属于她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而且经营得相当出色。当然使得史良声名大噪的,还是“七君子”事件。
至于罗隆基得识浦熙修,则要到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浦熙修,1910年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毕业于北京女师大中文系,1932年与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结婚。后来她进入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成了《新民报》的第一位女记者。
抗战期间,《新民报》迁到重庆,她担任了采访部主任。1942年6月7日敌机轰炸重庆,《新民报》的职工宿舍被炸毁,她就借住到史良家。她在自传中说:“我加入民盟是因为当时住在史大姐家,由她一再劝说而加入的。我觉得反正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团体,加入了也无所谓。”
在浦熙修的记者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为时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她遍访三十八位政协代表,为每一位代表写一篇专访。当她采访罗隆基,第一次认识了他。不料,两人越谈越投机,产生了倾慕之情。
她的同事张林岚存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说:“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
1947年,浦熙修和罗隆基的感情更进一层,这也导致了她和丈夫袁子英的离异。浦熙修在自传中回忆:“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我真是感觉孤寂极了,没有更多可谈话的人,心中非常苦闷。我和罗隆基就逐渐熟识起来了,觉得有个朋友交往也很好。
他曾教我写文章。他说,老当记者还行?总得提高一步,能够成为专栏作家才行。这话正和我的心意。我们常常见面的结果,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那时是有意求偶,因为他和妻子早已分离。
而我呢?我和丈夫早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袁子英在日本投降后就到了上海,我在南京工作时,他也很少回来。我和罗隆基的感情发展下去便促成我的离婚。1947年冬,我正式离婚后,到北平姊姊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还是回到南京《新民报》继续工作。
罗那时因民盟被解散,早已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我们原来打算结婚的,但当时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又害着严重的肺病,我们没有结婚。”何以没有结婚?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说得更明白些,她说:“1949年9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后,就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
我认为三姨是党员,必是代表党的意见,当然我也要反对。反对的理由呢?现在回忆起,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且亲友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学者朱正指出,三姨,也就是浦安修,她的丈夫彭德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能接受罗隆基这样一位连襟,是主要因素。而安修爱她的姐姐,希望她不要因为婚姻问题陷入政治困境,当然“反对尤力”了。
解放后,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副总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住在金鱼胡同。无巧不成书,罗隆基的新居正好近在咫尺。他俩三天两头见面,罗还在家中腾出一个房间给浦,两人的感情是十分融洽的,浦熙修是罗隆基“十年来的亲密朋友”。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指“章罗联盟”。罗隆基百口莫辩,陷入了没顶之灾。浦熙修也卷入了漩涡之中。
迫于无奈,浦熙修不得不交出罗隆基写给她的所有信件,然而,即使查遍那些信件,也找不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时的浦熙修附和别人说:“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罗隆基对浦熙修的反噬,痛彻肝肠。
在这之后,有个女性又走入罗隆基的生命中,那就是康有为的外孙女、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章诒和回忆她母亲曾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
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老罗只熟悉英文,人家仪凤可会六种语言呢!”但后来此事还是没成,据章诒和说,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另一场恋爱。
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按:罗仪凤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听说罗仪凤曾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写了出来,却始终未示于人,她把这段感情埋葬了。
两年后的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于家中,终年六十九岁。他孑然一身,离开人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所幸的是他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反观浦熙修,在“文革”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她变得郁郁寡欢,在郁闷中得了癌症,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楚中,1970年4月23日含恨而逝。
她病重之时,民盟中央曾派人看望她,她提出希望民盟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此时罗隆基已去世数年,她已经不能向他解释,当时自己是在如何万般无奈的境况下,才交出这些信件的。一代报人浦熙修没有等到平反,临终时的她跟罗隆基一样,没有一个亲人在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