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江青最欣赏的干将

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人,都会对其中那位英姿勃勃、气宇轩昂的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洪常青的第一代扮演者,刘庆棠曾是当时许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1976年“***”垮台后,曾经高高在上的刘庆棠重重地跌下,受到了人民的审判。

24岁“高龄”才开始学习芭蕾舞的刘庆棠,终于取代了“中国第一只白天鹅”

1946年初,中共辽东省委创办了白山艺术学校。它是中国***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培养了大量艺术人才。1948年2月,白山艺校又开始招生。辽宁盖县联合中学学生刘庆棠也来到考场。他当年16岁,初中还没毕业。在这之前,一心要考军政大学,但未满18岁,人家不收。这次报考白山艺术学校时,他就多了个心眼儿,虚报了两岁,称自己是18岁。***时,考官对他的年龄产生了怀疑:“你十八啦?个儿咋这么矮?”刘庆棠编了个谎言:“家穷,吃不饱。”

当时,东北人民军每攻下一座城市,艺校都要组织扭秧歌庆祝。刘庆棠作为戏剧系的学员,参加了扭秧歌演出,开始了其舞蹈生涯。1951年,全国范围内选拔节目参加“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东北地区有两个民族舞蹈入选。一个是刘庆棠参与演出的《扇子舞》,一个是长春的《红绸舞》。《扇子舞》有7个演员。一个男演员在前边舞动纸扎的蝴蝶,后边的6名女演员做着各种扑蝶舞姿。这个男演员就是刘庆棠。

1951年8月,东北的两个节目都获得了“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的金奖。联欢会闭幕后,主办方又组织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奥地利巡回演出一年零三个月。其间,也安排他们去观看芭蕾舞。巡回演出结束后,根据***总理的指示,这批演员基本留在北京,准备组成中央歌舞团。1952年12月,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正式成立,1996年与原中国轻音乐团合并为中国歌舞团。

中央歌舞团成立后,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当年,中央歌舞团曾聘请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芭蕾。苏联老师根据水平,将男演员分成高中低三个班。刘庆棠属低级的第三班,连一个芭蕾术语也记不住。但是刘庆棠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比较好学。经过努力,一年半之后,他进入了属于高级的第一班。

1954年9月6日,北京舞蹈学校(1978年正式改称北京舞蹈学院)成立,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任舞蹈学校校长。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世界4位杰出的女性舞者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戴爱莲的石雕头像。1956年,刚从南美洲演出归来的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开设了芭蕾舞专业,由著名芭蕾舞编导艺术家彼·安·古雪夫等5位苏联专家任教,已熟识并喜爱上芭蕾舞的刘庆棠也要求去学习。中央歌舞团的领导不同意,但刘庆棠的态度十分坚决,团领导无奈,最后还是放他去了。这样,刘庆棠在24岁“高龄”之时开始正式学习芭蕾舞。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淑湘等22名演员和18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显得力量不够,唯有刘庆棠完成得较好,被选为王子的扮演者。

首演《天鹅湖》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它的首演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也接踵而来。《天鹅湖》、《海侠》、《泪泉》等舞剧都是刘庆棠和白淑湘一起跳的。1961年,实验芭蕾舞团首次赴缅甸访问演出。这是中国的芭蕾舞团第一次在国外演出《天鹅湖》和《海侠》。国外观众将此次演出誉为“亚洲人的骄傲”,认为中国芭蕾“已接近世界水平”。实事求是地说,和白淑湘一样,刘庆棠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芭蕾演员,为开拓、发展我国的芭蕾艺术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大家的眼中,刘庆棠和白淑湘是一对很好的搭档。但是随着白淑湘名气日益加大,刘庆棠心中颇不是滋味。在排演中,刘庆棠也付出了汗水和艰辛,但是人们把目光却大多集中在白淑湘身上。一些内行已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刘庆棠的气质不像个王子,倒像个战士……”

刘庆棠不是不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就是摆不平心态。为了发泄不满,他开始变相整白淑湘。后来白淑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到残酷迫害,最初就起源于这个小小的嫉妒。当时,白淑湘是演员队队长,刘庆棠是党支部委员,分管共青团工作。刘庆棠利用党支部委员的权力,拉拢唆使一部分人,散布“白淑湘只专不红”,“父亲是被镇压的,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等言论,使白淑湘的威信有所下降。过去一些年轻演员尊敬地称她为“白大姐”,现在却不叫了。团支部也在刘庆棠组织下,经常开会“帮助”白淑湘。不久,刘庆棠就取白淑湘而代之,当上了演员队队长。小试牛刀的成功,让刘庆棠看到了权力的力量。

刘庆棠改变了芭蕾舞剧中满台“娘子”不见“军”的现状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的一次谈话。1963年秋,***看了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之后,对编导蒋祖慧等同志说:剧团要“搞点革命化、大众化的作品,不能老是跳王子、仙女。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事后,***委托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来抓这项工作。12月,林默涵召集舞蹈界知名人士座谈,讨论编演芭蕾舞现代戏问题。根据与会者的建议,他当场拍板: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创作组很快成立,刘庆棠是成员之一。

1964年2月,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11人(其中编导6人,主演5人)组成《红色娘子军》创作组,前往海南岛体验生活。创作组组长是李承祥,刘庆棠是副组长。出发前,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沨交给创作组3封信,是中宣部分别写给广东省委宣传部陈越平部长、杜埃副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写给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信。有了这3封信,创作组在广州、海南岛受到了热情接待。在广州,创作组还拜访了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听他讲了许多有关红色娘子军的生动故事。为了体验生活,刘庆棠另外领着编导和其他主演到海南屯昌的解放军某部9连当兵一个半月。

4月下旬,刘庆棠一行回到北京彩排。7月中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完成,请***总理和有关领导来审查。北京军区一位领导看后说:“气质不够。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刘庆棠对这个意见很重视,他作为领队带领全体演员、演奏员一百多人又到部队当兵一个半月。回来后再演,气质果然有了明显变化。

9月26日,经过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次彩排。***观看后眼睛湿润了。他在与演员握手时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比你们落后了、保守了。我原来在想,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是否先编个外国题材过渡一下。没想到你们演得这样成功!”他当即决定,用演出《红》剧来招待西哈努克亲王。10月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很高兴,当场赞扬道:“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这给剧组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1964年10月,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创作的我国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公演,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在10月的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亮相演出,尔后正式出口外国。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讲述中国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受尽折磨的琼花,因不堪忍受地主南霸天的压迫,逃离虎口,巧遇红军党代表洪常青,经过他的引路,琼花参加了娘子军,历经磨炼和考验,成长为卓越的革命战士。洪常青牺牲后,她接过红旗英勇向前。这部舞剧以震撼人心的悲壮情节,恢宏绚丽的场面,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海南岛的地域风情,从它诞生起,就赢得多方好评。它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气派融为一体,为世界芭蕾舞坛增添了一朵奇葩。

应该说,诞生于1964年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从中国人的审美观出发,将西方芭蕾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创造出了民族芭蕾的世纪精品,并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世界奇迹。

在广州演出期间,广州市工会组织了工人座谈会。大家踊跃发言:“过去看《天鹅湖》,不懂它什么意思,这次看《红色娘子军》看懂了,合工农兵的口味,很激动,被吸引住了。”“芭蕾这种形式虽然是‘进口货’,但是把它变成了中国的,很成功,舞蹈民族化做得好。”当时正在广州演出的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员看完演出,都激动地跑上台,与中国的演员拥抱在一起。在后来的座谈会上,古巴著名芭蕾舞蹈家阿丽西娅·阿隆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称赞:“在芭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拿着刀枪的足尖舞,很精彩,你们太了不起了!”

《红色娘子军》改变了刘庆棠的政治命运。在这部舞剧中,才华横溢、暂时无人能够替代的白淑湘,仍然担当女主角。刘庆棠这次也当仁不让地成为男主角洪常青的最佳扮演者,他们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为了这部舞剧的成功,他们还是尽力合作。剧组多次赴海南岛下部队体验生活,刘庆棠自己也确实付出了努力,最终成功创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60年代,愈来愈讲究家庭出身。这让刘庆棠兴奋不已,感到自己的舞台更为广阔。白淑湘虽然跳得也很好,但因家庭等问题,她的光芒已经逐渐黯淡,刘庆棠开始扬眉吐气了。

依靠“第一夫人”的支持,刘庆棠肆意整人

样板戏是特定的政治产物。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它固然有艺术方面的特点,但其政治功能更为突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从1963年开始下大力气抓样板戏。***开始接触各大京剧团,劝他们多演现代戏、演适合社会主义阶段的戏。在***看中的剧目之中,就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64年6月至7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在与参加观摩演出的人员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宣称全国三千多个剧团中的二千八百多个戏曲剧团演出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舞台上是封建主义的一套,资产阶级的一套”。提出“塑造当代的英雄形象,是首要的任务”。

***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看作自己的“责任田”,不断提出许多意见,有的意见纯粹是她的异想天开,根本无法实现。在无声的芭蕾舞中,***让剧组表演娘子军连夜开会的场面,让剧组勉为其难。为了培植《红色娘子军》,***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美工组调来加强舞美设计。***在剧组不断指手画脚,无非是想给《红》剧贴上“江记”的标签。但是***的意见造成芭蕾舞剧的不伦不类,最后许多地方还是回到了《红》剧最初的样子。

善于把握时机的刘庆棠明白,这是自己发迹的最佳时机,稍纵即逝。***第一次来到北京南城太平街的芭蕾舞团视察时,全团上下非常高兴,没有料到***会来“关心”他们。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院、团两级领导在场的情况下,刘庆棠喧宾夺主,积极表现,围着***跑前跑后,给她拿材料,汇报《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排演情况。***也想在中央歌剧舞剧院寻找一个可靠的人来为自己效劳,仪表堂堂、善于逢迎的刘庆棠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刘庆棠便与***建立了直线联系,经常主动给***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

“***”开始后,红卫兵冲击芭蕾舞团,贴大字报,叫嚣着“砸烂芭蕾舞团,禁止芭蕾舞演出”的口号。但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的口号,在***的“关怀”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样板戏”。1966年11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中央***小组顾问***在会上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8部文艺作品为“革命样板戏”。一夜之间,芭蕾舞团“扬眉吐气”起来。

“***”风暴的刮起,让刘庆棠感到兴奋异常,如鱼得水。样板戏特色在于“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样板戏与红色风暴的结合中,刘庆棠有着自身的优越条件。他是农家出身,属于“红五类血统”,他是***员,他在“样板戏”中扮演英雄洪常青,他得到***的赏识。在芭蕾舞团,刘庆棠率先造反,向团里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贴大字报,搞批斗,成为刘庆棠的家常便饭。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曾先后指挥了中外大型歌剧《白毛女》、《赤叶河》、《蝴蝶夫人》和舞剧《宝莲灯》、《天鹅湖》、《红色娘子军》,并且曾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组组长。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污辱,黎国荃愤然自杀。

一时间,刘庆棠俨然是造反派的领袖,成为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大权在握的刘庆棠开始疯狂地整人,白淑湘更是在劫难逃,被宣布为“反革命”。1969年,她被送到干校劳动,和心爱的芭蕾舞咫尺天涯。1973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的演员越来越少。一个偶然的时机,***提到了白淑湘,这给在干校改造的她带来了一线曙光。经过一番周折,白淑湘终于又回到了芭蕾舞团。而这一年,她已经34岁了,作为芭蕾舞演员,她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

刘庆棠把发泄目标对准了一切他看不惯的人。为人低调、一心一意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室主任李承祥,刘庆棠也不肯放过。李承祥是《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演样板戏还需要他。只是由于李承祥坚持自己的某个艺术处理,惹恼了刘庆棠。刘庆棠向***告状说“李承祥是林默涵的人”,在团里开会批判他。因为还要利用他搞戏,所以只把他关了几天“牛棚”就放了出来。刘庆棠却使出另一招整他,借整党之机逼李承祥退党,甚至代他写好了退党报告。在刘庆棠的威逼下,李承祥被迫退党。

“***”时期政治运动风云变幻,难以预测,连***、***一度都受到过红卫兵大字报的批判,刘庆棠也不例外。1967年初,中央歌剧舞剧院的“革命群众”将刘庆棠拉下马,对他进行批斗,关进“牛棚”,并勒令他与院里“头号走资派”、原院长赵沨一块抬煤,还让他在团里排演《白毛女》时演个日本兵跑龙套以羞辱他。

然而刘庆棠得到了***的信任,这注定了他会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初期安全度过。他不断给***写信,请求帮助。1967年夏天,***数次指示芭蕾舞团的领导班子应安排刘庆棠。不久,***在一次接见文艺界代表的讲话中,又公开地明确表态支持刘庆棠。有了“第一夫人”、“旗手”的支持,刘庆棠重新成为芭蕾舞剧团的一把手。

有了被打倒的经历,在重新掌权后,刘庆棠对***感激涕零,更加誓死效忠。被别人搞下台的经历让刘庆棠刻骨铭心,他利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疯狂报复那些反对他的人。刘庆棠给他们捏造的罪名繁多,有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攻击***”等罪名。中央芭蕾舞团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刘庆棠就“发现”了七十多个“反革命”。

1968年,刘庆棠以“革命文艺战士”和“样板戏”领导的身份,开始染指其他中央直属文艺团体,实行刑讯逼供,实施“车轮战法”,强迫他们招供纯属子虚乌有的“罪行”和“组织”。北京舞蹈学校教师、1959年以主演舞剧《鱼美人》而一举成名的著名舞蹈家陈爱莲,其丈夫杨宗光曾与刘庆棠是老同学,关系还算融洽。仅因与刘庆棠观点不一,杨宗光被刘庆棠在一次大会上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当晚就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陈爱莲获知这一消息时,丈夫已成为一把骨灰了。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四百余人。1983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公审他时,首都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争相前去观看这个“魔鬼”的下场。

“飞黄腾达”,成为文化部领导人之一,居然诬陷***

在***的提携下,刘庆棠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之路。1969年4月,他参加了中共“九大”,并成为***团成员。中共“九大”前后,刘庆棠当上了***文化组成员。由于***的提名,刘庆棠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975年初的四届人大上,刘庆棠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从一个芭蕾舞演员到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难怪有人愤愤不平地说:“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

恃宠而骄的刘庆棠到***跟前告了一状,***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军乐团按照***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练习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准备欢迎这位贵宾。听惯了样板戏,一听到这欢快悠扬的旋律,让大家感到心旷神怡。但是刘庆棠却兴师问罪,把中国军乐团领导叫来质问道:“怎么能奏这个曲子呢,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嘛!”“欢迎美国总统,总不能光用中国音乐吧。”“这是‘首长’的意见。”军乐团领导知道他说的“首长”就是***,不再说什么,过后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不悦地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尼克松就职仪式上用过。我们选择它是表示对总统的欢迎。不要太左了,我看很好,可以演奏。”刘庆棠这才悻悻而归。

1972年,中国还迎来了另一位西方政要。他就是法国总统蓬皮杜。蓬皮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外交部礼宾司提议大家上台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带了一句头,大家开始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场的***也和大家一起唱了起来。晚会结束后,***把***文化组组长***叫来,不满地说:“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叫李劫夫的反革命。他们为什么唱这支歌,你去查一查,然后向我汇报。”

几天后,***向***汇报说是刘庆棠同意的。刘庆棠匆匆赶来,他拒不承认是自己领唱的,把责任推给了***,说是***布置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气势汹汹的***几次追问***。***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刘庆棠诬陷***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1972年秋季,为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刘庆棠最后一次扮演洪常青。当时,刘庆棠已经演了五百多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尼克松、田中角荣的演出,竟是他舞蹈生涯中最后的两场。此后,刘庆棠走下了文艺舞台,转向政治舞台。

刘庆棠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时候,检举他生活糜烂、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前,刘庆棠就曾因与某歌舞团一个女演员的不正常关系,中央歌剧舞剧院给他党内批评教育的处理。“***”之后,大权在握时,刘庆棠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玩弄女性。这些检举信最后转到了***、***的手中,他们以“小节无害”为由,使这些事情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