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的妻子 周国平: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
□本报记者 徐敏 读周国平先生的散文需要宁心静气,在无人处于寂静里细细品读。他的文字里有与这个时代的浮躁与喧嚣完全不同的清净与自然、适度与自守,清醒而淡然。《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是周国平先生亲自编选的生命探索之书,集合了35年创作经典。
全书内容以“生命”、“孤独”、“朋友”、“成长”、“爱”等核心命题展开,细细描绘了那些曾经困惑、迷茫、摇摆瞬间的感悟,饱含着作者历经世事后对生命、成长的思考。 谈苦难:把灵魂震醒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
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人们往往把苦难看做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 对于人生中的苦难这个课题,周国平在本书中给出了他自己的见解,认为苦难在人生中的意义并不完全是消极的。
他认为,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了。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这样解读多少有些形而上的味道,周国平进一步用通俗的语言阐释了苦难的意义。我们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
可是,当我们遭到厄运时,我们忙碌的身子停了下来。厄运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眼光。
古罗马哲学家认为逆境启迪智慧,佛教把对苦难的认识看做觉悟的起点,都自有其深刻之处。人生固有悲剧的一面,对之视而不见未免肤浅。不过,这种新眼光也要有一个限度,周国平提醒,那就是“不因此而看破红尘”。
承受苦难是有意义的,周国平举了一个二战时期的例子。二战时,有一个名叫弗兰克的人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凡是被关进这个集中营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希望,等待着他们的是毒气室和焚尸炉。
弗兰克的父母、妻子、哥哥确实都遭到了这种厄运。但弗兰克极其偶然地活了下来,他写了一本非常感人的书讲他在集中营里的经历和思考。在几乎必死的前景下,他之所以没有被集中营里非人的苦难摧毁,正是因为他从承受苦难的方式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他说得好:以保持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 谈自然:不妨客串一回隐士 在这本书里,周国平并不太多见地用一个章节《当好自然之子》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
早在1500多年前,东晋的陶渊明就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于是他怀揣着对自然的向往,果然采菊东篱下,做了一名隐士。
周国平在本书中也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的向往,也想客串一回隐士。他写道,人是自然之子,但是城市里的人很难想起自己这个根本的来历。这毫不奇怪,既然所处的环境和所做的事情都离自然甚远,惟有置身在大自然之中,自然之子的心情才会油然而生。
所以,周国平鼓励人们“到自然中去吧”!面对山林和大海,你会越来越感到留在城市里的那一点名利多么渺小。 当然,如果要到自然中去,前提是把心也带去。而且周国平建议最好一个人去,带家眷亦可,但不要呼朋唤友,也不要开手机。
对于现代人来说,经常客串一下“隐士”是聊胜于无的精神净化的方式。既然到了自然之中,还要遵循自然的节奏。春华秋实,万物都遵循自然的节奏,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
但是,现代人却相反,总是急急忙忙怕耽误了什么,总是遗憾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做。对此,周国平建议,即使你从事的是精神的创造,也不妨悠然而行,让精神的果实依照自然的节奏成熟。 在这里,周国平还论述了在自然中人与动物的地位。
动物服从于自然,它对物质条件的需求,它与别的生命的竞争,都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人却不同,只有在人类之中,才有超出自然需要的贪婪和残酷。人是万物之灵,这是人超出动物的特殊能力。上天给人的特殊能力,人本应主要用在精神领域,而在物质领域则满足于自然需要。
由此可见,人的两个身份是密切相关的:当好自然之子是当好万物之灵的前提,生命越单纯,精神就越可能优秀。 不只是文章本身,这本书在装帧设计上也着力打造自然清新与亲和力。
封面选用带着浓郁大自然气息的花草手工纸做书衣,主色为绿色,充满生命力和清新感,仿佛春的问候;绿色的手写小楷描绘书名字体,书信气息自然流露,给读者一种远方来信的亲切,文艺气息满满。
谈死亡:对死的思考徒劳也有意义 周国平说,死亡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然而,即使掉头不去看它,我们仍然知道它存在着,感觉到它正步步逼近,把它的可怕阴影投罩在我们每一寸美好的光阴上面。“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对象是什么,他总是在想着自己的死。
”读到托尔斯泰这句话,周国平庆幸觅得了一个知音。 死之迫人思考,因为它是一个最确凿无疑的事实,同时又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人都得死,这能给我们什么安慰呢?大约是两点:第一,死是公正,对谁都一视同仁;第二,死并不孤单,全世界都与你为伴。
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死亡,不管是否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果,他都好像是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
如此他就会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 “思考死亡的另一个收获是使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即使明天就死也不感到惊慌或委屈。尽管我始终不承认死是可以接受的,我仍赞同许多先哲的这个看法:既然死迟早要来,早来迟来就不是很重要的了。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的仅是这个意义上的不怕死。” 古希腊最早的哲人之一比阿斯认为,我们应当随时安排自己的生命,既可享高寿,也不虑早夭。奥勒留说:“最长寿者将被带往与早夭者相同的地方。
”因此,“不要把按你能提出的许多年后死而非明天死看成什么大事。”周国平认为这些话说得很在理。面对永恒的死,一切有限的寿命均等值。那么,我们何不置身遥远的未来,也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死呢?这至少可以使我们比较坦然地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
和很多人一样,周国平对生命是贪婪的,活得再长久也不能死而无憾。但是既然终有一死,为寿命长短忧虑便是不必要的,能长寿当然好,如果不能呢,也没什么。萧伯纳高龄时自拟墓志铭云:“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一个人若能看穿寿命的无谓,他也就尽其所能地获得了对死亡的自由。他也许仍畏惧形而上意义上的死,即寂灭和虚无,但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死,即由疾病或灾祸造成的他的具体的死,他已经相当程度克服了恐惧之感。 所以,周国平认为,思考死对于生却是有价值的,它使人们能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一切遭际。如此看来,对死的思考尽管徒劳,却并非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