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勇研究员 呕心沥血勇求“真” 记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许顺湛先生

初识许顺湛先生,是在去年夏天,那是在郑州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一位身材魁梧、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老人显得异常激动。他说,考古学术研究贵在求真,只有求真,才有理论探索的勇气,才有可能发现问题,有所创新。

是的,许顺湛先生几十年的研究,实践了他的学术理念。这位敢于另辟蹊径的学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相继提出的“仰韶文化父系说”、“文明起源五条标志说”、“文明三阶段论”、“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源头”等论断。业内人士评论,“他的研究成果,驱散了笼罩中原远古文明的雾霭,将2000年混沌的文明源头拭清尘埃,分泾定渭,清晰、严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解放初期,许先生酷爱文学创作,闯入考古和历史学界,属于“误入正道”。带着对这位老人和他用毕生精力探索的华夏远古历史的好奇,日前,记者多次走进许顺湛的家。

“真想不到,沉醉于文学的梦时,就这么一次‘偶然’,改变了前面要走的路……从那时起,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我。”

许顺湛先生的书房很小,一张陈旧的书桌,上面堆满了资料,四壁的书架上塞满了各种版本的书籍,老人坐在书桌边的破椅子上,思路清晰,十分健谈。

许顺湛先生告诉记者,他 1928 年 1 月出生于山西芮城,50 年代初从事文博工作。解放初期,因为他酷爱文学创作,被组织安排到文工团写剧本。那时,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具备扎实的文学功底,但凭着一股韧劲,刻苦学习,成为全团写剧本最快的一个专业作者。他创作的小剧《七寸步犁》,还被当时河南省文联创办的《翻身文艺》刊登。

谈到这里,许顺湛像个孩子似的呵呵地笑了:“那时除了写剧本,还演一些剧中的角色。我自认没有表演天赋,但领导老是指派我演一些反面角色,偶尔还戴上假胡子演老头儿。有一次,我演一个老头儿,教育人们去签名反对美国的原子弹,我们在街头演,我鼓励‘儿子’去签名。

这一次就演得很像,观众评价很好。但我压根不想当演员,我想当剧作家。真想不到,就这么一次‘偶然’,改变了前面要走的路。那是1952年,上级说是根据工作需要,我被调入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我当时真有点不情愿啊!”老人实话实说,沉思的神情透着一个对文学创作无法割舍的迷惘。

窗外是一盆碧绿的春兰,老人的视线停在了那里,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

“就是从那时起,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我。1953年,组织上派我去北京,参加一个考古训练班。这个班是当时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联合举办、后来被人称作文博界的‘黄埔考古’班。这次训练班名师云集,我受益匪浅。

当时,著名学者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成、夏鼐、裴文中、苏秉琦等先生都曾给我们授课。我发现,原来考古研究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被这门学科吸引着了,激发了我的兴趣。经过学习,我掌握了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成立,我作为队长,常常带领队员下田野,组织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之余坚持自学,浏览大量的历史考古书籍。1956 年,根据考古发现,我尝试着提出一些新观点,写了一篇《对〈夏代商代的奴隶制〉一文的意见》的学术论文。

想不到,这篇文章被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刊物《历史研究》采用,不久,又被《历史研究论丛》转载。这是我的处女作,一炮打响,增添了我的信心。”

许顺湛先后担任过河南省文物队队长、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等职,处在领导岗位上,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五帝时代研究》等 9 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 80 多篇。

记者问,如何处理行政领导与专业学者的角色冲突,他告诉记者:“看你对做‘官’持什么态度。有的人一做官就放弃专业,写不成文章了,其实是某些人的官本位思想作怪。做了业务单位的领导,更要把事做好。对我来说,考古发掘,理论研究就是事儿。这事儿做不好,哪有资格呆在领导岗位上啊。”

记者明白,许顺湛先生说的“事儿”就是他倾心的研究,这是他一生穷尽心血的事业。谈起考古,谈起中原文明,他那陶醉的神态,溢于言表,让你感到他内心的澎湃激情。

此刻,记者的眼前,一位老人披着金色的晨光,跋涉在发掘远古历史的原野里,陶器、石器和那些被历史的烟尘掩埋的碎片,在他的笔下变成了神秘而神奇的生命世界:寒冷的冰河期远去,煦暖的阳光洒向万物,中原的气候变得温暖湿润;滔滔河流,犹如两条巨龙奔流入海。荥泽、圃田泽、萑符泽、黄池、雷泽一个个烟波浩渺、幅员广大的沼泽湖泊星罗棋布,象群游弋,麋鹿和鸣,森林茂密,鸟儿欢唱。许顺湛先生笔下的历史,正是如此鲜活。

“当时并没人赞同我的观点。我想,只要发现了真理,就应该告诉大家……《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引起了学术界更大的争论,没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

许顺湛先生治学的特点是不惧权威,勇于创新。这种学术品质早在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就得到充分体现。仰韶文化是最早在河南渑池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于它的性质,在上世纪 50 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仰韶文化母系说。经过对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有关资料进行检验,1960 年,许先生完成了重要论文《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随即寄给郭沫若审阅。

谈到这段历史,许顺湛先生告诉记者:“我对郭沫若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卓见博识非常佩服。

但学术观点上,基于考古新发现的材料,我提出了与郭沫若完全相左的观点。当时,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提出的仰韶为母系氏族社会的结论,几乎已成历史学定论。而实际为考古发现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仰韶遗址中的小房子已具备小家庭的各种特点;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的出土,反映了男性崇拜代替了图腾信仰;当时发掘的半坡、庙底沟遗址中墓葬等级分化显著……这些无不显示,仰韶文化时期进入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社会。

郭沫若不仅推荐我的论文在 1960 年第 5期《文物》上发表,还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已读了一遍,我提不出什么意见,我们应该有根据的大胆提出新意见。‘只要有更多的新证据’,‘是可以别立新说的’”。

采访前,记者曾读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许顺湛先生提出了三个不同凡响的观点: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二里头下层文化为夏文化。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在当时考古资料缺乏,研究欠深入的学术背景下,无疑是具有独创性的。

历史学界曾有人评论,“仰韶父系说”是许顺湛史前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发轫。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入,许顺湛逐渐扬弃了“母系/父系”的理论模式,而代之以“聚落/酋邦”的新概念,但父系时代无疑具备文明发祥的诸多特征。“仰韶父系说”的横空出世,意味着把中华文明发祥推进至仰韶时代。这一学说的成立,将为中华文明“6000 年文明史”论断奠定坚实的基础。

许顺湛先生告诉记者:“当时并没人赞同我的观点。我想,只要发现了真理,就应该告诉大家。我在 1962 年第 2 期《考古》上的《仰韶时期已进人父系氏族社会》一文,引起了学术界更大的争论。一边倒啊一边倒,没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坚持把自己的研究做下去?回忆当时的情景,许顺湛苦笑说,“当时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有本教材,讲到仰韶文化社会性质时,里边‘母系说’的注释,是一大溜儿学者的名字,而‘父系说’的注释里只有‘许顺湛’一个名字。

我把已交出版社的《河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书稿抽回,将论述调整、充实、系统化,完成了《中原远古文化》一书,将文明起源研究推进到传说时代与考古时代系统相对应,并请郭沫若题写书名,再次送交出版社。不久,十年浩劫开了。“文革”中,我被软禁。批斗完了,回到囚室成了我的一统天下,在这时,我偷偷地写出了《中国奴隶社会》一书。”

许顺湛先生的学术思想,终于在多年后得到了广泛的回应。1985 年,在河南渑池召开的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 65 周年学术讨论会,全国学者汇集在一起,把父系说与母系说的论战推向了高潮。正是在这次会议以后,仰韶文化母系说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彻底打破,父系说开始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支持。

仰韶文化父系说在学术界得到支持后,他又投入到文明的起源的研究新课题,不知不觉中,年逾花甲,他先后出版了《黄河文明的曙光》40 万多字,《五帝时代研究》70 多万字。学术界认为,这些著作是史前文明研究的“宏伟巨著”,其主线非常明确即文明起源应早到 6000 年前;并勾画出仰韶文化至夏这 2000 年大中原文明的基本轮廓。

“哲学就是教给人看问题的方法,要全面系统地看问题、辩证地看问题、分析地看问题。它使人爱思考,不人云亦云……”

谈到什么是学术研究最可贵的品质这一话题,许顺湛先生强调说:“求真。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偏离了对真理的追求,你的社会良知也会随之泯灭。这样的研究也还有什么价值?”

早就听说许顺湛先生喜爱哲学,哲学对他的学术研究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许先生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做学问,第一主题要选好,这有些像盖房子要先有蓝图,要围绕主题来设计──主题是办公楼,就有办公楼的设计方法,是剧院就有剧院的设计要点……施工前要备好料,材料要齐全;施工以后要装修,精心修整。

如果一个选题人家在前 10 年都做过了,您再来做就不能算是好题目。哲学就是教给人看问题的方法,这使我常常系统地看问题、辩证地看问题、分析地看问题。

它使人爱思考,不人云亦云。上世纪 60 年代,我就提出仰韶文化父系说,提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来的,还提出二里头下层文化就是夏文化。1962 年我的文章在《考古》杂志上发表后,受到许多人的反驳。但啥是父系、啥是母系?需要对着材料进行思考。”

许顺湛先生认为,有了正确的方法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容易找到切近研究对象本质的路径──“譬如,尧舜相当于龙山时代,已经是联邦制的王朝时期。五帝时代不是传说时代,应该当作历史时代来看待。我希望用一种聚落研究的方法来解开这个谜。

例如仰韶文化的聚落在灵宝有 30 多个,陕县的龙山文化聚落也很密集。我把它们分成四个级别:50 万平方米以上的是特大聚落;30~50 万平方米的属于一级聚落;10~29 万平方米属于二级的聚落;三级聚落主要还是 9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

这些聚落形成了一个金字塔模式的聚落群。代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聚落研究一是要把握宏观,中心与边缘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大的聚落性质怎么定?是部落吗?我看不是一个部落。

在濮阳也发现有大型的龙山文化聚落群,加上紧挨着的滑县聚落多达 40 多个,最大的 100 多万平方米,30 多个都是十几万或几万平方米。不宏观观察看不出问题。还有遗址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住人,在什么条件下就废了,也需要宏观地看。再深入研究就是微观问题。”

现在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话题涉及如何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时,许先生告诉记者,我还是要集中于五帝。这是中国文明历史的开端,也是文明探源的关键。首先是进行“五帝年代框架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我的做法是对文献的材料进行排队筛选,再把考古材料排队,两个队进行比较。这就是学术界提出来的文献与考古的整合。把五帝都看作是一个具体的人,但是哪有一个人活几百年的?这说不通。

许先生认为,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法上要大胆创新。他说:“考古学不跟历史学结合,那么仰韶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算啥时代?龙山时代咋称呼?不但如此,还要和自然科学结合,这是大趋势,结合起来是优势互补,不跟历史结合,连商文化的名称都不会有,叫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好了,更不用说夏文化了。

当然,我提出的一些观点只是抛砖引玉,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共识。我相信学者们在各自研究领域进行探讨,会越来越接近,甚至最后会殊途同归。我们只要尊重科学、尊重真理,不固执偏见。”

几个小时的采访结束了,面对这位 79 岁的老人,记者忽然发现,他就是一种“风景”。那些满脸沧桑的皱纹里,凝聚着“火”与“云”的景象。他的生命之“火”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而心中的“云”则是一种历史的景象,一端连着他几十年来在学术领域里的艰难探索,一端连着扑朔迷离的华夏远古历史。他是一个永远在思想着的、真诚的学者,他的生命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