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和杨沫的一段情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时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问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绝对是位多情才子。也许正因为一个“情”字,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张中行始终沉默以待。
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得知杨沫与在香河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可隔阂早已在张、杨二人心中形成,无法弥补。
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地应允了,两人情分划上句号。上世纪50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
“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
”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