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中国近代史 张海鹏:近年中国近代史问题讨论

简介:无 内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学研究——以编纂大众历史读物的指导思想为例 张海鹏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全会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21世纪初最新的战略举措,是更好、更快地建……

2. [新闻时事] 张海鹏: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与社会主义的前途 [张海鹏][2008年1月14日][1965]

简介:无 内容: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张海鹏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由于西方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历史到了近代的时候,没有顺理成章地从封建社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发生了严重变形,拐进了变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资本主义;恰恰相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阶……

3. [新闻时事] 张海鹏: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若干转折 [张海鹏][2008年1月1日][1206]

简介:无 内容: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或者方向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可能循着某种路径发展,历史条件改变了,发展的路径也可能改变,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转折。近代中国历史在多数情况下是暴风骤雨式的,是急剧变化着的,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多次历史转折。

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艰巨性、历史发展道路的可选择性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有帮助的。观察中国近代史,应该……

4. [新闻时事] 张海鹏:改良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张海鹏][2008年1月1日][3805]

简介:无 内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nb……

5. [新闻时事] 张海鹏:现代化视角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张海鹏][2007年12月22日][1836]

简介:无 内容:   第五章  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张海鹏  “现代化”[1],一般是指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急剧变革、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指经济落后国家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生产力为发展目标,努力追赶的过程。

对这个历史过程的学术研究早就开始了。“欧风美雨”、“西学东渐”,指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现代化”(或者“近代化”)这个词,20世……

6. [史学动态] 张海鹏: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张海鹏][2005年11月14日][450]

简介:无 内容: 张海鹏: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关于“两个过程”问题     所谓“两个过程”,指的是毛泽东在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名论文中的一个论断。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

7. [史学动态] 张海鹏:大力加强台湾史研究 [危兆盖][2005年10月16日][103]

简介:无 内容: 大力加强台湾史研究 文章作者: 危兆盖 发布日期: 2005年8月3日 已被浏览: 72  次 浏览选项: <!--大中小 颜色 默认 灰度 橄榄色 绿色 蓝色 褐色 红色  由于学术界以往对台湾史研究重视不够,因而形成了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研究基础不是很好、研究水平不是很高的现状。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改变台湾历史研究的弱势局面,增进全国人民对……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

张海鹏  

《中国近代史》2009年第2期

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共和;现代化;革命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08.6.58~65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思想活跃,异彩纷呈,这当然是好现象。但是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看法,引起了讨论。有一些是学术界的正常讨论,其讨论情况对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是有意义的。本文不是专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综述和评论,而是对若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包括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所发表的),加以介绍和评论。

一、关于太平天国性质的讨论

    太平天国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爆发的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带有新的时代特点、规模最为巨大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明显的。1949年以后,我国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不断掀起高潮,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也有拔高的现象,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拔高现象更为明显,这样在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中就出现了违背历史事实的现象。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逐渐纠正了太平天国研究中不正确地拔高太平天国的不良学风。同时,太平天国的研究,也逐渐走向退潮。这本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

    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极力贬低太平天国的情况。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卷,把太平天国贬为“神权政治”,认为这种“神权政治”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认为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中国将会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曾国藩率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代,是挽救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东安研究员曾著文商榷。

[1]近年来,否定太平天国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声音又有升高。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潘旭澜著《太平杂说》,2001年史式发表的《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这一书一文是一个标志。

潘旭澜指斥洪秀全是“暴君”、“邪教主”,认为洪秀全“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

[2]还说洪秀全“为了当天王而造反,他的邪说和暴政,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劫难,就应当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邪教主和暴君。”[3]史式则拿当今评价“邪教”的标准与太平天国相比附,认为“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

[4]这是拿现实政治中某些现象与历史上类似的现象相比附的结果,而这种比附是不恰当的。把太平天国看作邪教,正是太平天国的敌手当时的看法。奉曾国藩之命编纂的《贼隋汇纂》就说:“从来叛逆多藉邪教倡乱,而粤匪为尤甚也。”[5](P251)

    对于这种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见解,学术界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方之光认为,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史实与史观结合的大历史范畴,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他还指出:对造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大灾难”的,究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是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起义和革命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批判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所奉行的天道观与封建皇帝的天道观是对立的。

清王朝和曾国藩等的天道观,是要保卫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天道观是要打破维护帝制的纲常名教,实行“天下为公”的“公平正直之世”。作者认为,否定太平天国,为曾国藩翻案,实质上就是为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清朝统治者翻案。[6]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春涛在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写了《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正》作为结语。作者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有关“邪教”定义的渊源,认为宗教上的正邪之争自古有之,“邪教”成为官方贬斥民间宗教的代名词。

民间宗教是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本质上反映了封建时代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封建暴政是酝酿民间宗教的温床,民间宗教的兴起又是对封建暴政的无声的抗议和挑战。夏春涛认为:尽管民间宗教是一种落后的斗争武器,带有与生俱来的封建色彩,无力或无法最终超越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但它反抗封建暴政斗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是不容否认的。

因此对于历史上民间教门反社会、反政府的行为,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须做出具体分析。

民间宗教也是一种宗教,它与传统宗教并无所谓正与邪之分。这与当今冒着宗教名义建立的祸国殃民的非法组织是不同的。[7](P439-444)至于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夏春涛认为,它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宗教组织,这种组织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特点。

与基督教相比,上帝教具有鲜明的形而下色彩,它从属于世俗的政治斗争,是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主旨并不是追求个人的精神超脱、灵魂不朽,或实现无区分的人类博爱,而是以斩邪留正、营建人间天堂为己任。

太平天国政权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也不可相提并论。洪秀全所代表的太平天国与曾国藩所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决不是什么神权与人权之争,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权、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殊死决战。

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前景,无疑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能萌发的最为美好的公平社会。

[7](P446-448)实际上,太平天国所要破坏的是一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公平正直的新社会。这与所谓反社会、反人类是根本不同的。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忽略了肯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前提。

二、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反侵略问题的讨论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的反侵略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并无根本分歧。2006年1月,有一位客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集中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反侵略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这篇文章不仅对义和团反帝斗争大张挞伐,而且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问题也发出了质疑,问题提得似乎振振有词,很容易对一些缺乏近代史知识的青年读者产生误导。

    这篇文章名义上针对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是针对我国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笔者尊重作者发表见解的权利,但不能赞同作者的见解。照《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的说法,如果清政府遵守条约规定好好与外国谈判修约,不要在广州搞什么反人城斗争,不要在大沽口反抗英法军舰的侵略,不要指定英法代表进京换约的路线,火烧圆明园的事就不会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打不起来了。

[8]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主要不是修约和广州入城问题,而是侵略和反侵略问题。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只是两条表面原因,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它们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

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所谓“马神甫事件”、“亚罗号事件”就是这样的借口。

    要求修约,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换句话说,是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成果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

这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

其实,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学者早已指出,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人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

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9](P687)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把清政府拒绝修约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妥的。

    外人入城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绝不是像今天这样看起来是小事一桩。《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

”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及其家属)可以居住在港口,英国女王任命的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

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人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

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歧异。按照当时欧洲人通行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双方各执己见。

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英国人提供的中文约本,把港口和城邑区别对待,说明港口和城邑不是一处地方。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

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

有学者认为,入城并不能给英国人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英国人更多侧重于心理方面。在英国人看来,他们是“高等民族”,拒绝入城是对他们的污辱,他们企图用入城的手段来击垮清政府力图保持的“天朝”颜面。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10](P106,114)这个评论是客观、公允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如果发生类似入城问题,完全可以拿到谈判桌上加以讨论,或者签订补充协议,加以明确规定,用不着使用战争手段。在当时英国的炮舰政策下,修约也好,要求入城也好,都是一种侵略手段。

    前述文章指责义和团的行为是“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说义和团犯了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

对义和团的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对义和团的历史评价显然是不公平的。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基本的口号,表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和反帝斗争的原始形式,表现了中国人民朴素的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1955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讲话,特别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11]这个评价,是符合近百年来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实际的。当然,义和团的“灭洋”具有不可否认的笼统排外主义的倾向。所谓“灭洋”,是对洋人、洋教、洋货、洋机器,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为什么一概排斥?农民看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给中国的危害。义和团的传单说:“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

”[12](p120)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12](P112)这些认识,表明农民已经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后果,同时也反映了那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侵略的认识水平。

那时的中国人(不仅是农民)还不能了解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先进,他们把侵略中国的洋人,与洋机器等同起来。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者有比较正确的认识,需要等到五四运动以后。

因此,在看待义和团的历史作用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地加以分析,不要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也一起倒掉了。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农民如此。西方早期工人阶级也有这种情况。工人不能认识自己遭受剥削的原因,就痛恨机器,把机器砸了,也是常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这种现象。列宁评论说:“这是工人运动的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13](P86)我们总不能说欧洲的工人阶级也是反对现代文明的吧。

我们在这里是要阐述义和团的历史作用,不赞成无原则地为义和团辩护,也不赞成无原则地把义和团骂倒。我们只是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一定的历史事件;认识历史事件都要以一定的时间、地点为转移。

    前述“冰点”栏目上的那篇文章说:“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我们要问,作者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次序,究竟是不是历史事实呢?在笔者看来,不是历史事实。

在义和团起事以前,列强在华瓜分势力范围、抢夺租借地,中华大地正面l临被瓜分的危机。这是全世界都看到的事实,也是那时的中国人所忧心忡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前,义和团起事在后。难道这个次序不是客观事实吗?①

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松散组织义和团,其本身愚昧、落后,有许多缺点,没有先进阶级的指导,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必须指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

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义和团运动不过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现。我们今天肯定义和团的历史作用,是肯定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肯定历史事实中的积极因素,强调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时应当采取的历史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