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冯海波 高培勇:我在中南海讲税法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曾执教于天津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管理处处长、校长助理兼教务处处长、校长助理。

1997年,入选北京市“百人工程”。1998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和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同年,获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多种社会职务以及二十余所高等学校特聘或兼职教授。

记得那是1997年的3月下旬,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张伟找到我,要我以税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准备一个讲座提纲。并且说,他们正在积极策划税收宣传月活动,拟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一次税法专题讲座,让税收宣传走进最高决策层。

乍听到这样的任务,我内心当然很高兴。在当时,走进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的学者,还是为数不多的。但是,待坐下来开始动手写提纲的时候,则开始有忐忑不安的感觉了。毕竟是第一次给那么高级别的领导同志讲课,他们需要什么?对税收问题了解多少?讲的不遂他们的心意会如何?如果届时因紧张而思维跟不上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等等,好多好多问题一股脑儿地涌来。

想到这些,反而有些后悔应下这项任务了。于是,便试探着给张伟打电话,探询推掉这项任务的可能性。张伟一口咬定,此事已定。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做准备。

精心准备提纲

这次的讲课对象不同于以往。要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为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并深谙全局情势的领导同志讲述一个比较专业化的论题,似不宜像寻常那样追求体系的完整,而只能是问题导向,直奔主题。要从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在重大现实税收问题的分析中带动税收、税法知识的阐述。

那么,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称得上重大现实税收问题的究竟是什么呢?多年形成的教学理念告诉我,这只能实施“换位”思考。站在领导同志最关注的全局层面上,抓大势。将税收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棋盘上,从税收同其他相关要素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恰当地定位税收。从定位中理清头绪,选定最牵动人心的问题。

本着这样的思路,问题一下子就选定了。那时,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刚刚过去3年,各方面对于新税制的期望值很高,评价不一。如何评判新税制实施3年来的效果以及如何看待新税制运行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便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税收问题。

入手处选定了,接下来,还要抓突出矛盾并以此作为讲座的基本线索。在当时,制约新税制运行效果、极易障碍人们分析视线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税负水平的判断。从宏观层面上看,税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站在微观的立场上说,税负不是轻了,而是重了。

之所以会有如此难解的矛盾现象出现,其深刻的原因,被我归结为“费多税少”(在次年的3月份,朱镕基总理将其形象地称之为“费大于税”)的格局。而之所以会呈现“费多税少”的格局,其深刻的根源,又在于政府收入行为的不规范以及与此相应的不规范的机制基础。

循着此线索走下去,结论也就一个个清晰起来:中国税收的现状与其应有的地位不相称;中国税收上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主要出在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规范上,而非税制本身;故而,当前面临的基本政策选择是,清理政府收费并实行“费改税”。以此为契机,规范政府的收入行为及其机制,进一步完善税制,为新税制的有效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讲课提纲基本成形之后,在张伟、杨遂周(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助理巡视员)和我三个人的范围内讨论,并将讲课题目敲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到了这时,心中有些底数了。

开讲前的预演

没过几天,张伟通知我,国家税务总局拟举行一个报告会,请我主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我明白,这是进中南海讲课之前的一次预演。

4月7日下午1点30分,我被接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办公楼三层会议室。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杨崇春副局长、贺邦靖纪检组长、张相海总经济师、张英惠总会计师等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以及各个司局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座。报告会由杨崇春副局长主持,他在简要介绍了我的有关情况后,还特意笑着强调了一句:“高教授还只有38岁啊”。

可能是与在座的许多人都很熟的原因,我一点都没紧张。记得开场白是这样说的:“由于重要任务在肩,今天我只好班门弄斧,权当请各位帮我备一次课吧。”大家都笑了。在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超乎寻常地轻松,讲得很顺利。

从几位总局领导满面的笑容和大家的掌声中,我知道自己已经通过了。后来才获知,当时主持国家税务总局工作的党组书记、副局长项怀诚尽管有要务缠身,也仍然在隔壁的演播室听了差不多一半的课。可见,对于那一次在中南海的税法专题讲座,国家税务总局是多么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