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平保肛 汪建平:和结直肠癌患者一起“保卫肛门”

恰恰就是这种被国人忽视掉的“富贵病”,已经悄然成为我国发病率第三高的恶性肿瘤,在上海、广州、香港、台湾等沿海发达地区已直逼第一位高发的肺癌。大量临床数据表明,大部分的结直肠癌患者在检查确诊时已进入到癌症的中晚期,失去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尤其是直肠癌,即便是采用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往往也要面临挖掉肛门、丧失性功能和生育功能的境地,而这种局面,让即便生存下来的患者也会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医者父母心,如何降服这样一个病魔,不让病患遭遇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作为国内胃肠外科领域带头人,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首任院长、结直肠肛门外科首席专家汪建平教授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已经苦苦探索了20余年。

“尽管我们在选择直肠癌手术方案时,永远是生命第一的原则,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必须要为病人考虑得更多、更远,要尽可能地保留他们的生理功能,保证他们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为此,我们在科研和临床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团队从过去到现在以及未来要一直坚持走下去的方向。

”汪建平的话道出了作为一名优秀医生的标准,不仅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更要拥有良好的医德。由于结直肠肛门外科工作的特殊性,“生理功能,关乎尊严”,这八个字沉甸甸地铭刻在汪建平和他团队每一位成员的心底。

“保卫肛门”

“保卫肛门”这个口号无论在什么地方喊出来,大家都只会把它看成一句粗俗的玩笑,唯独在结直肠肛门外科的病房里,却是谁也笑不出来的,因为这正是每一位低位直肠癌患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

“如果按照传统直肠癌手术一直参照的‘远切缘须大于5厘米’的标准,那么就会有超过70%的直肠癌患者需要切除肛门,终身佩戴人工肛袋。”汪建平一语道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人的直肠虽短,却也可分为上段、中段、下段,下段直肠与肛门相连,如果肿瘤长在直肠的下段,为了保住病人的性命,追求肿瘤的根治率,外科医生一般会选择给病人做腹部会阴联合切除术。这种在医学上被称为Miles的手术,用老百姓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把肛门“挖”掉。

肛门被挖掉之后,医生通常在病人肚皮上开一个“造口”,也就是所谓的“人工肛门”,病人肠子里的粪便就会直接从腹部引出体外,进入到人工肛袋里。但是,由于没有了肛门括约肌,这种从造口排便的方式不受意识控制,粪便随时可能从腹部排出。最让病人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将终生佩带肛袋生活,成为别人口中的“造口人”。

来自福建的老孟就是这样一位即将成为“造口人”的患者。他今年50多岁,家有一儿一女,女儿在上大一,儿子还在上初中。因为便血,老孟去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低位直肠癌。当地的医院决定做肛门切除手术,作为家里顶梁柱的他显然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女儿通过网络查询得知了中山六院在治疗直肠癌方面的技术实力,慕名找到汪建平寻求最后一丝的保肛希望。

“像老孟这样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病人还有很多,中山六院和汪教授就像这些患者黑暗世界里仅存的一丝光亮。”说这话的是中山六院现任院长兰平教授,他是汪建平20年来一直亲密无间的工作伙伴,并且接任了汪建平成为中山六院的第二任院长,“我们2012年启动了新的医疗大楼。

随着新医疗大楼的全面使用,中山六院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胃肠肛门专科医院之一,其中设置胃肠专科床位有700张之多,尽管如此,面对每年2000多例并且还在递增的直肠癌手术需求时,我们压力也还是很大的。”

之所以如此众多的病人选择了中山六院,不仅仅是因为医院的硬件设施一流或者说专业医生的技术强大,更因为有了汪建平这样的团队二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对“直肠癌保功能手术提高病人生存质量”的系列研究,视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为切身己任的不懈追求,正是那“生理功能,关乎尊严”八个字,赢得了患者之间口口相传的美誉。

汪建平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便对“5cm远切缘”这样一个应用了将近100年的金标准产生了质疑,面对Miles手术的普及,很多病人的肛门被切掉后的难以承受的心理阴影,让他作为一个医者感到十分的痛心。

“当然,通过手术切除能够使面临死亡的病人生存下来,作为医生,貌似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然而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对手术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仅要给病人带来生命的延长,同时也要给病人带来功能的保护,以及对病人生活质量的维护。”汪建平坚定地说。

研究者团队分析,Miles于1908年提出的“直肠癌远切缘须大于5厘米”手术原则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剖病理或者令人信服的循证依据。直肠癌安全切缘主要取决于肠管浸润模式和淋巴结转移规律。于是,汪建平开始率领团队对84例Miles手术标本进行大组织连续切片。结果显示,只有2.4%直肠癌向远端肠管浸润超过2cm。之后他们又对763例标本进行组织芯片分析,发现远端系膜淋巴结转移率仅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