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家庭 叶廷芳: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可怕的
傅小平:近年,你在人口、文物、建筑等领域的介入,受到媒体和大众的普遍关注。这反而使你作为德语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的身份被淡化了。事实上,最初正是因为研究和翻译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作品,你被更多的读者熟识。尤其是卡夫卡某种意义上成了你的标识。
叶廷芳:我最早知道卡夫卡是在1964年。之前,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在大学里,我们能接触到的都是被官方认可的苏联、东欧作家。那时,周扬他们比较有眼光,觉得虽然有些作品不能公开发表,但内部应该有介绍,所以就以“内部参考”的形式搞了一本《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接触到卡夫卡,他被称为“颓废派”作家。我发现卡夫卡在西方文艺批评界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就比较留意,希望将来有朝一日环境变了,能把它翻译出来。
傅小平:后来的事实表明,你研究卡夫卡的兴趣,似乎胜过翻译他的作品。
叶廷芳:这得说到我初读卡夫卡作品的经验。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不久,听说北京外文书店在东郊通县的一个仓库,有200万册外文原版书要“清仓”处理,我当即通过公用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跟我学习德语的何其芳。
我们约好第二天下午一起跑到那里去淘书。那确是非常庞大的书库,绝大多数都是苏联东欧国家出版的书籍,原价非常便宜,且一律打三折。德文书大多数都是精装,且装帧十分精致、漂亮。几乎每位古典作家都有单卷本选集,大作家则有全集或选集,我们还看到了心仪已久的《海涅全集》,就各买了一套,打折后仅8.4元。
两天后,我们又去了一趟书库。这次发现了两本东德出版的卡夫卡的作品,一本是《卡夫卡选集》,包括两部长篇《城堡》、《诉讼》和若干短篇小说;另一部是《美国》即《失踪者》。但当时卡夫卡在国内是公认的“颓废派”作家,因而是“禁书”!于是我悄悄问何其芳:这两部书值不值得买?他嘴巴一撅:“当然值得买!”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搞研究先不要管它进步与反动!研究以后再来下结论嘛!”这正符合我的想法。
当晚,我回到家后就看完了《变形记》,心想“这就叫颓废派?”总好像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不是仅仅用“悲观”二字就能概括的。不久,我又从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嘴里听说,卡夫卡的威望已超过被视为20世纪德语文学泰斗的托马斯?曼时,更是坚定了我日后研究卡夫卡的信念。所以我后来研究卡夫卡的兴趣,始终比翻译他的作品的兴趣要大。
傅小平: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着手研究卡夫卡?
叶廷芳:那是“文革”结束以后的事了。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的开放,让我们感觉到应该在文学上做一些突破。于是,知识界就试图打破一些“禁区”。我当时所在的《世界文学》杂志,就从卡夫卡等所谓的颓废派作家开始“破禁”。
李文俊从英文翻译了《变形记》,他和夫人李佩芬主张由我来介绍卡夫卡,我就赶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评论《卡夫卡和他的作品》,首次从正面肯定卡夫卡。这两篇一起发表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上。文章发表时,我心理上还有点打鼓,就觉得闯了禁区,会不会遭到责难。
所以,就用了名字的谐音“丁方”。我老家人用方言称呼我就念成“丁方”的。后来看看发了也没事,胆子就大了,一发不可收拾,又写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等,又陆陆续续以专著形式“再论”卡夫卡,在文艺界引起大的反响。
傅小平:用这么短的时间,写出高质量的评论文章,一定是过去几年里,你已经有了很深的积淀。这和没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文革前后的“认识”似有出入。也有很多过来人,感慨自己在那段特殊时期里荒废了青春岁月。我想,这说出了部分事实,但要以为那时候的文学阅读一片荒芜,则可能是简单而片面的。
叶廷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文革十年。整个中国的翻译、研究工作几乎都停止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彻底放弃了学习。比如说,七五年到七七年,那段时间没事可干,我们就想了一个招。因为,当时鲁迅走红,而鲁迅对外国文学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
那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借鲁迅的威望,为外国文学争一条出路。就这样,1975年,我和所里几位不同专业的同事,搞了个《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课题,想写一本书。我们把冯至请出来挂帅,和戈宝权、陈水宜等专家一起展开研究。
这前后持续了两年,后来政坛上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出版社不得不推翻了原来的承诺。我清楚地记得何其芳愤愤不平说了这样一番话,他们说鲁迅这个伟大,那个伟大,怎么一到外国文学领域就不伟大了?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一到这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太岂有此理了!
当然,期间也不完全是一无所获。我写了一篇题为《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论文在《鲁迅研究资料》上发表,得到鲁迅研究专家、该刊主编李何林先生的好评。所以,那时候的确碰到很多阻碍,但也不能说就没有积累,没有知识和精神上的准备。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由你主编的九卷本《卡夫卡全集》,可以说是对你研究和翻译卡夫卡的一个总结。
叶廷芳:可以这么说吧。那是在1994年。在漓江出版社编过“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的刘硕良,退休了以后要继续发挥余热,就和河北教育出版社达成合作,准备出一套“世界文豪书系”,引进出版几十位外国文学大家的全集、文集。
因为是教育出版社么,全省的教科书都由他们出,资金雄厚,承担得起这样的大工程。这样,他们就找到我来编,我主要帮忙找权威的译者,做了很多联系统筹的工作。这前前后后花了两年时间。中间也出了些波折,有个很好的译者答应了参与翻译,结果被派往外国当大使,就临时找了七八个人来合译。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尽管我最后做了校阅,也不可能逐字逐句核对原文,只能是看到了明显的错误做下修订,所以译文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不过凭心而论,其中张荣昌、赵蓉恒等人的翻译是相当不错的。
傅小平:你只是集中翻译了书信、日记部分。这是为何?
叶廷芳:卡夫卡的小说,翻译的人多。我就翻译别人不太译的部分。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研究,似乎没很大的必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但卡夫卡的这部分创作有其独特之处。一则,书信日记在他创作中占了五分之二左右的篇幅。它们不是流水账,不是感情叙述,而是字斟句酌表达他的思想。他写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内心的需求,绝大部分就是他的个人独白,很能反映出他的艺术观、世界观。
对读者认识卡夫卡,应该说是非常重要。而卡夫卡写的情书,也会改变人们对卡夫卡的惯常的孤独者的形象。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对爱情也很渴望,而且非常热烈。
傅小平:你倾心研究、翻译卡夫卡,是否与你特殊的个人境遇有关?事实上,在赏析《变形记》时,你就写道:“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甚至家庭所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这何尝不是吐露了你的心声。
叶廷芳:最初读到《变形记》,就感到非常震惊。它让我联想到自己曾经的境遇:畏父与遭弃,心灵上产生共鸣。
我是残疾人,9岁那年,我与同村的孩子玩骑“龙杠”游戏时,从硬木单杠上摔下来,摔伤左臂。因为误医,伤口感染溃烂,命保住了,却永远失去左臂。这一下子让我从家里的宠儿变成了累赘。父亲总觉得我给他丢了脸,日甚一日地厌烦我,脾气变得暴躁,生气时忍不住就骂我“活现眼”,甚至怨我“怎么不去死?”,使我在他的面前总是战战兢兢。
小学毕业后,我因为残疾被中学拒收。父亲毕竟是父亲,考虑到我的生计,他背着我大哥做了份田契,将家里最好的一亩半地给我。“我将来不能养活你,这一亩半地你拿它糊口,老婆我就不给你娶了。”我没要父亲的地契,我不相信我一只手就会饿死。
你知道,卡夫卡的父亲非常严厉不拘言笑。卡夫卡对他敬而远之。写作是他的事业,却从未被家人所理解。他一直想摆脱职业岗位,到柏林去待两年,去创作。虽然父亲的经济状况允许,但并不同意。他后来写了著名的《致父亲》,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篇檄文,一篇反家长制思想、反父权文化的宣言书。我想,这同时也是他“父亲”心结的一种释放。
父亲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有这么一个心结。现在想来,我其实挺理解他。他曾在搬重物时摔倒导致吐血,最后变成肺结核,十几年也没有去过医院,也不知道有X光可照。他死于肺结核。
傅小平:我想你的研究、翻译,同时还透视出更深远的中国背景。很显然,你捕捉到了历史和时代的脉动。要不很难解释,何以卡夫卡来到中国后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
叶廷芳: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我们对存在主义,对人道主义的认识都有所深化。这么说吧,马克思主义比较关注人类的群众运动,存在主义更关注每个生命个体的特殊境遇。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被种种运动裹挟着前行,严重忽略了个人体验。
等到个体解放后,发现自己在生活中碰到那么多磕磕碰碰,很多时候都会产生萨特式的恶心感。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很简单、很基本的事,都意味着要打通很多关节,要跟着献媚,甚至要陪人上床,这十足的令人恶心!这不只是在文革时期,我们会有这样的遭遇。文革结束以后,还是有这样的现象。
卡夫卡的《城堡》,通篇说的其实就是K.办居住证这样一件很简单的事,卡夫卡用了23万字的篇幅来写这个事,但到最后K.还是没办成。他把人的这种荒诞处境,可以说推到了极致。实际上,卡夫卡写出了文明的悖论。我们人类一方面看是发展了,但换个角度看也许是倒退了。
你比如说,科学发明本该造福人类,但它同时也对人类带来了危害。科学发明的成果,被用来造核武器,来毁灭人类自己。所以说,卡夫卡的思考,对人类生存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此,卡夫卡被认为是先知。他的敏感和超强的感受力,使他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很多忧思后来都应验了。他的作品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预演,尽管他本人或许未必听闻过这些术语。
叶廷芳:的确。卡夫卡活着的时候,读过克尔凯戈尔,感到强烈共鸣和振动,但未必知道什么存在主义理论。所以,在他的作品里,也没有出现“存在”、“异化”等概念。但显然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笔下接近“异化”的词,更可以当陌生化、疏远化来理解,可能当“疏远”来理解更恰当。其实,什么叫“异化”,无非指的人最终走到了生存愿望的反面。卡夫卡作品主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主题。
傅小平:到了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存在主义等已不再流行,在有些学者看来甚至是过时了。事实上,卡夫卡的阅读热潮似乎也已经过去。在你看来,把卡夫卡放到后现代视域来阐释、研究,有何新的可能?
叶廷芳:以我看,每一种学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可能会经历潮起潮落,但未必就会过时。存在主义同样如此,它只是没以前那么热了。如你所说,现在流行的是后现代主义。我近年做了一个报告,把后现代主义总括了下,就是主张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它打破了一元论。
一元的世界,意味着谁都想抢占霸权,所以就有了那么多独裁、学阀。多元的世界则强调每个个体都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它们之间不是互相斗争,而是互相尊重。比如,前现代时期,无论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它们都各各打出旗帜,标榜自己最准确。
不过,自荒诞派喜剧开始,包括黑色幽默、新小说派等等,它们都不再标榜什么,也没表现出什么称霸文坛的野心。事实上,卡夫卡一直对文明提出质疑,他挑战权威、偶像。从这点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与卡夫卡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傅小平:以我看,文学翻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该是“一元论”的,多少带有遵“组织”之命的意思。
叶廷芳:尤其在文革期间,无论是研究还是翻译,都是自上而下由组织上决定的。一般是上面来组稿,这个事先报党支部,由它推荐谁来写,按惯例会首先考虑党员。我在北大当助教时,记得有次举行“杜甫纪念会”,就是要求只有党员才能参加。当时我不是党员,但冯至在会上要做报道,我毕竟是冯至培养的。有这层关系,组织上同意我去看看,要不没资格去评论的。翻译的情况也是这样,都是上面安排翻译,你才有资格去翻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