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和平为什么上不去】谢和平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读高中时,学校离家有15华里,谢和平一个礼拜回家带一次大米和辣酱。嚼着辣酱拌米饭,他的成绩在学校始终是前几名,全校作文比赛他得了第二名,英语数学也都好,化学竞赛全校除了他没有及格的。
1973年,谢和平高中毕业了,那时候没有考大学一说,谢和平于是回乡务农,到公社小煤窑里挑煤,靠一根扁担把煤从两公里的地方挑上来,一畚箕两毛六分钱,一天下来能挣个两块多钱。为了挣这两块多钱,谢和平每天要挑十来个来回,走个二十几公里,几年下来,谢和平仿佛走了一趟“挑煤长征”,他长征的纪念是脖子后被扁担磨出了一块估计今生都不能平复的肌肉肿块。
那期间,谢和平的母亲得了胆囊炎,没钱治只能咬着牙忍!谢和平心疼母亲,他把家中里里外外的活全担了起来,每天烧饭洗衣带两个弟弟,喂猪喂鸡忙得一塌糊涂。苦点累点谢和平并不在意,他最苦闷的是没有书读。
他太想读书了!
恢复高考后,谢和平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考取了中国矿业大学。
“那时中国矿业大学在重庆市合川县华蓥山上,就是双枪老太婆打枪的那座山,大家都说条件非常差,但是我不知道条件差,因为我从农村来,我不知道城市怎样,更不知道北京怎样,只知道学校条件比家里好上千倍还不止。我拼命地读书,高等数学的题目全部做完了,又把借来的复旦的理科分析数学的资料全都拿来做完。那时倒说不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就是一门心思想读书,我喜欢啊!”
1982年,谢和平本科毕业,考上了研究生。
1983年,谢和平的大弟弟也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通知书都拿到了,但是他得了脑膜瘤,肿瘤压迫神经,走路都一拐一拐的,不能上学。当时谢和平就想:再苦再难也要借钱把弟弟治好,让他以后能上大学。谢和平全家借了一大笔钱把弟弟送进了湘雅医学院,手术做完后,弟弟没有治好也没有治坏——他瘫痪了。原来开颅之后,发现所有的神经都已粘连在一起,瘤子取出来后还会再长。这一来家里的经济顿时雪上加霜。
谢和平自上大学以后就是靠每月19元的助学金维持他的吃、穿和买书,读研究生以后每个月50元钱,他寄20元回家,自己留30元。有感于家中的困顿以及哥哥的艰难,大弟弟想叫哥哥不要再上学了,尽快参加工作,这样经济上能宽裕一些,人也能轻松一些。
谢和平犹豫了,真的很难选择。他知道,从道义上讲,自己应该出来工作帮助家里,可仔细分析一下,大弟弟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医生说像他这种情况大概能活七至八年。自己如果坚持读完博士,出来后拿到的工资会高得多,这样不是能更好地帮家里吗?至于读书的辛苦那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他是那么地想读书!
就在两难间,谢和平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友。面对女友,谢和平没有任何要求,她的家庭她的爱好他都没问,他只要她能对家里人好就成啊!
“我妻子实在太难得了。结了婚我们住在岳父家,妻子每个月从她的工资里拿出钱来寄给我乡下的亲人,我母亲很自豪,在村子里逢人就说媳妇又给寄钱来了。”
1984年,谢和平硕士毕业,他的研究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将分形几何方法运用到力学领域的全新领域。谢和平非常感兴趣,想继续研究,把这个方法运用到他的研究领域里。再一次面对抉择,他获得亲人们的一致支持,考上了博士。
那一年,谢和平有了第一个孩子,初为人父的他还没来得及体会当父亲的喜悦就发现,孩子得了一种难以治愈的重症!谢和平傻了,匆匆从北京赶回了家。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85年7月21日晚,我的女儿在我怀里闭上了眼睛,她当时才9个月,还不能说话,也不懂得表达感情。我是她的父亲,可是我没有丝毫办法,我眼睁睁看着她一点一点离我远去!”
那天晚上送走了女儿,谢和平失魂落魄跌跌撞撞地走回家。23里路,谢和平一路走一路哭,清晨4点撞开家门时,他觉得浑身上下再没有一丝力气,心都被掏空了。
丧女之痛难以平复,谢和平寄情书海不问世事以求得片刻平静。1987年,谢和平提前一年博士毕业,正式参加了工作。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他好激动,心想这回可以好好报答父母,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了!可就在当年年底,他的母亲在提猪潲喂猪时突然倒在地上,等村里人用拖拉机把她送到县城医院,已经晚了。
母亲去世后,谢和平的姨妈来帮着整理母亲的东西,发现家里一分钱都没有,真叫一贫如洗啊!就这样,在谢和平能用自己挣来的钱孝敬母亲的时候,她走了,走得那么突然!猝不及防的谢和平永远地失去了母亲,这种痛没有言语能够代替!
母亲走后,谢和平承担起了照顾大弟弟的责任。也许是因为得到了较好的照顾,大弟弟留在人世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医生所预言的七至八年,直到1999年他才去世。虽然这些年他一直在病中,但他也是谢和平最牵挂的人之一,他走了,谢和平又失去了一位亲人。
“直到现在,晚上看书时,我还常会想起先后离我而去的我的女儿,我的母亲,我的大弟弟,想着想着,我就要落泪。对于母亲来说,我不是一个好儿子,我没能孝敬她;对于弟弟来说,我不是一个好哥哥;对于女儿来说,我更不是一个好父亲。
人生道路上的苦和难我都不在乎,我最难以承受的是对亲情的亏欠和负疚。所以,这些年,我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我觉得,我只有取得更多的成绩,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才真正对得起我的亲人!”
谢和平:无论做事做人,道理要通达,心气要平和。事理通达,心气平和,这样既有利于别人也有利于社会,最终也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是有大师之谓也!
谢和平从更深的角度理解梅先生所指。他说,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既需要“大楼”,需要“大师”,更需要“大爱”。
“我所说的大爱,是指一种宽容、平和的治学氛围,一种以人为本、虚心从善的人文环境,一种爱人如己、爱生如子的师道尊严。”
谢和平对“大爱”的理解,无疑与他的导师陈至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至达,资本家出身,他家在可口可乐公司都有很多股份,他父亲和哥哥都在美国,他却留在了中国。1949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后来成了钱伟长的第一个研究生。多年来,陈老师的两句话一直让谢和平铭记在心:第一句话是,博士选题决定一生的研究方向,选一个能够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题目,这很重要。第二句话是说,钱啊,就像包袱,你存得越多,包袱就越重。
这两句话一辈子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谢和平。
谢和平选择了岩石力学中关于岩石断裂理论的研究,这是采矿、石油、地质等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采矿工程的顶板垮落、冲击来压、煤与瓦斯突出等一系列的事故与岩石损伤断裂过程有密切联系。为了寻找一种最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突破这一岩石力学中的古老难题,谢和平用那双曾走过“挑煤长征”的脚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中外资料;实验室里,他一泡就是六七天,上百次测试有时只为印证一个数据……
至今,国际上一提起岩石的损伤力学和岩石力学的分形研究,都知道是谢和平做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谢和平却认为,成绩的获得,个人的努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家庭、学校、社会所赋予的“大爱”才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英国时,有一位朋友老对着我发牢骚,说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他们家是大资本家,如果不是因为共产党,他早就出国了。听了他的话,我就更加感念共产党的好。我爷爷我父亲都不是笨人,但他们连小学都上不了,地都是租来种的,再聪明又有什么用?我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政策,没有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我不也还得种着租来的田,一辈子不得翻身吗?我清楚地知道,我能上大学,能出国,能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一项我愿为之倾注毕生心血的事业,我个人努奋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所有的能力都不是天生的,它们都来自于亲人对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学校对我的教育、社会给我创造的条件和祖国给予我的力量。
这就是家庭、学校、社会、祖国赋予我的大爱啊!在我能回报祖国回报社会的今天,我要做的就是为我的师生创造一个富有大爱的环境。
谢和平眼中的“大爱”有着丰富的内涵:学校要逐步实现“人性化的管理,个性化的教育,国际化的培养”,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努力把每一位师生的事业追求、人生理想作为学校目标、学校行为来管理,围绕师生的科研和学习需求努力创造条件,为想干事业的教师、想学本领的学生提供发展空间、搭建平台;另一方面,要为每一位师生提供尽可能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精心培育“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氛围和环境,力争使每位教师能全心全意地搞科学谋创新,每位学生能安心潜心学知识长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