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莓是什么水果】读《红莓花儿开》所想到的
英男比我年长两岁,可谓同龄人,但我一直尊她为师。这不仅因为她是名门之后,更主要的是她本人平易谦和,而且俄语纯正,是我们国内首屈一指的同声传译高手。每当参加国际会议中翻俄时,我总是惯性地拿起耳机,聆听她对一些关键词的翻译把握,每每受益匪浅,也算是李老师的一个函授学生。再者,上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北外俄语系进修,后来英男到北外教书,还当过俄语学院院长,是名副其实的老师。
出差返京后,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拜读了《红莓花儿开》,而且一拿起就放不下了,一边细细品味,一边浮想联翩。一件件看似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个中却大有奥妙,正所谓小故事揭秘大历史。
英男出生于一个跨国家庭,1962年考入北外学习西班牙语,因是混血儿,穿戴、发型都与众不同,汉语四声掌握不好,在大家眼里是个“小洋人”;我却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1964年考上北大学俄语,讲家乡话人家听不懂,说俄语“怪腔怪调”,被认为是“小老土”。
60年代,她曾到崇文区向劳动模范时传祥学习掏大粪,走街串巷,到四合院公共粪坑掏粪;我也于1965年春节跟着时传祥的徒弟,背着大粪桶挨家挨户转,并有幸与时传祥一起合影留念。
此外,我们也分别到北京郊区上山下乡,访贫问苦,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至于书中提到的汪嘉斐、周圣、武秋霞等老师,也都曾是我的授课老师,他们不仅俄文水平高,而且教学严谨、为人师表,原来都是英男妈妈的学生;而其中提到的许多俄罗斯人,则不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亲身经历见证了中苏关系的风风雨雨和中俄关系的红红火火,对书中描述的众多情节都感同身受,自然引起共鸣。
如今,我们都七老八十了,但殊途同归,常常一起出席各种有关中俄关系问题的论坛、研讨会,依然继续为两国民间友好交流合作奔走呼号。
为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传承两国世代友好的珍贵理念,我特地邀请她一起参与写作翻译,编辑出版了《世代友好》中、俄文版文集。
当然,《红莓花儿开》这本书的精华,也是最为感人的部分,应是作者讲述的她妈妈——女主人翁的传奇故事。丽萨·基什金娜是俄罗斯人,中文名为李莎。上世纪30年代,她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相识相爱,并在莫斯科结婚。他们二人年龄与身份背景大不相同,但这位天真烂漫的俄罗斯姑娘,看中的是其不平凡的阅历和“提着脑袋干革命”的献身精神。不幸的是,他们俩的跨国婚姻却历经坎坷磨难,受尽重重考验。
1937年至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扩大化,李立三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但李莎坚信自己的丈夫不是“人民公敌”,宁愿放弃团籍,也不和他“划清界线”,并想方设法帮助他,患难与共;1946年,她毅然决定背井离乡,带着女儿,跟随丈夫,奔向战火四起的陌生国度——中国;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许多跨国家庭不得不“一分为二”,而她却坚持留下来,并放弃苏联国籍,申请转入中国国籍;“文革”中,她也遭受牵连,并于1970年孤身一人被发配到人生地不熟的山西运城,加之言语不通,其艰辛可想而知;1980年,李立三同志被平反后,她才得以重返北京,与家人团聚,并回到俄语教学领域。
她的家庭曾被人们称为中苏关系“晴雨表”。
从此,随着两国关系解冻、升温,她家的住处木樨园,也开始门庭若市,中外宾客纷至沓来。围绕人文交流这个中心,木樨园逐渐演变成“俄罗斯之家”,而这个家的“灵魂”,理所当然地是饱经风霜的“洋妈妈”,她的精神感染了身边所有的人。
从莫斯科到北京,无形之中筑造“民心相通的友谊之桥”。而她自己,一如既往地与一部老式外文打字机“形影不离”,在浓浓的俄罗斯文化氛围中,也一步一步地融入了中国文化。正如作者所写:“民间交流拉近人心”“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交往,促进了中俄之间友好”“中俄文化交流,由一条溪水变成波涛滚滚的大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