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部就班挑战进度 纪录片《出路》:精神贫困和按部就班更可怕

一条上看了这个片子的介绍,就特别想去影院看这个电影。刚刚好,在@大象点映 有一群同样喜欢这个电影的伙伴。

《出路》是一部跨度6年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了三个不同生长环境里孩子,在6年时间里的变化和成长的记录。在这部纪录片里,我们看到三个中国小孩,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导演郑琼讲述应该不仅仅是他们要找到各自的出路,也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和可能。

甘肃农村学生 马百娟:“我长大要去北京上大学”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省的一个偏远山村,学校里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12岁还在读二年级。全家的开销一年不超过50块,早饭是一碗水泡冷馍馍。放学后喂猪,做饭,跟着大人在长长的斜坡上跋涉去收谷,荒凉的大山里,人在缓慢移动,这个电影画面确实看着很震撼。

她没有出过远门,但是她想上学,想上北京的大学。村里的孩子几乎如此,都觉得读书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有什么改变呢?他们说不上来。后来全家从甘肃转到宁夏,跟不上进度,也因为家里的负担,哥哥带着她去退学。她就站在校门口往学校里望,徘徊了很久,不说话,也不愿意离开。

等到三年以后导演再度找到马百娟时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15岁的马百娟去找工作,别人问她,“你年龄这么小怎么不上学了?”她局促地笑了一笑,将头转向一边,犹豫着没有回答。

她父亲觉得,“读书没有用,女孩子嫁人,靠女婿着,就这么个出路,再没有别的出路。”周围都是这样的想法,大家都这样过,她便也这样过,有什么不对呢?

小城镇复读生 徐佳:“很多时候要为别人而活”

徐佳已经复读第三年,他是另一个主角。他父亲是农民工,深知没有文化在城里打工的艰辛,爬在地上也要让孩子上学。父亲后来去世了。复读三年的压力和家人的期望让徐佳感到沉重。“有段时间,整个人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事、做不了题目……”面对镜头时他有些拘束,不停地眨动双眼。

对徐佳来说,只有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他才有继续和同龄人竞争的机会。后来徐佳终于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

他每一阶段的目标都很明确,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他复读三次上大学,为了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他努力去找工作谋生。为了给女朋友一个交代,他结婚。他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好的起点。

很多时候他在为别人活着,很多人和他一样。

北京辍学生 袁晗寒:“没有人会被饿死”

同样辍学的袁晗寒生于北京,父母都是北京人。从幼儿园到初中她都就读于北京最好的学校。因为从小学画画,高中上了美院附中,又因为成绩太差主动辍学。辍学后她想过排话剧,做装置,想要找点事做。她做过很多工作,又开了家咖啡馆。

酒吧房租一年两万,她自己找地段,自己刷墙装饰,自己买木材做家具。后来酒吧关门了,她去了德国的杜塞尔多夫读艺术硕士。导演提到:“她一直在对抗‘无聊’这个敌人。”暑假时她回到上海,在余德耀美术馆实习。

她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但她时常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没有事干,没有意思。”这是她选择实习的原因。“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想要做一个在哪一个阶层的人。”她觉得只要不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她说。

到2015年,导演剪辑片子时前去了解了他们三个的现状。

马百娟在工厂工作,和自己的表哥结了婚。导演最后的镜头是她在门外和挺着大肚子的朋友聊天,她已逐渐迈入她们的行列中去。后来,马百娟也没有在接过导演的电话。

徐佳因为学校不是211,找工作很辛苦。找到工作之后就和女友结了婚,因为他想对她有个交代。他总是为别人活着的。

袁晗寒毕业回国,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马百娟所处的环境还是男尊女卑的,一千块工资已是巨款,而这笔巨款的用途也是拿来盖房挖井。她无法像徐佳那般去思考如何把路走得稳定顺畅,更无法想像袁晗寒从北京最好的中学辍学后在德国的留学生活。

徐佳的出身不算好,也不至于太坏,他在小镇念书,与马百娟从教科书上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他见识过柏油马路、宽阔的足球场,知道外面精彩的天地长成什么样子,在压力与动力的齐驱下,“心机勃勃”又充满斗志,是大部分年轻人精神生活的写照。

袁晗寒身上不存在背负现实生活的物质压力,她与前面二人的出路有着极大的差异,她的困惑在于如何使自己的人生过得舒心、有意义,富二代也有异于常人的生活苦恼,也要积极寻找人生的出口。

虽然说从这部纪录片里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各人的选择早已无形之中被阶层决定,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该停在原地,走命运为你预设好的道路。真实世界里很多袁晗寒这样的人反而会更加努力,他们深知只有不停努力,才能维持现在的生活。人生从来不是安排好的按部就班,生而为人本就应不断挑战不断突破,妥协于现状从来不是我们想要的,精神贫困更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