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 ┃杂谈┃“仁”也是一个本事—宋仁宗赵祯(一)
孔子说过,“仁者爱人”,但真正能达到“仁”的,并不多,尤其是君王。都说君王多寡情,用“仁”来统治,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就有这么一位皇帝,生前一辈子都在践行着“仁”的方式,甚至在世时就被群臣请求为其上“大仁至治”的尊号,而死后更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庙号尊为“仁”的皇帝。
首先来说一下“庙号”与“谥号”。庙号,意思就是君王在太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而谥号,则是依照生平功过和品德,另起称号,以名寓评。庙号起源于商朝,而谥法则源于周公的制定。在唐朝之前,庙号的给予都非常慎重,除去不使用庙号的周朝和秦朝,每个朝代只有几位功德重大的君主才会得到庙号,因而后世多习惯称呼这些朝代君王的谥号,如周文王、周武王、汉武帝;而唐朝及其以后,谥号成为了子孙后代为父辈加尊美誉的工具,最多的达到二十几字,因而后世便多称君王的庙号,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
而前文书这位历史上第一个被尊为“仁”之庙号的皇帝,便是宋朝的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祯。
宋仁宗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由于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赵恒“命数”不太好,连续生下的几个儿子都早夭,直到第六子赵祯出生,这已是宋真宗仅剩的儿子了,可能因为儿子们夭折带来的心理阴影,宋真宗给这个儿子起名受益,希望他不会再出事。
因而,宋真宗对小赵祯非常的看中,当然是否宠爱并不好说,但因为作为皇帝唯一的儿子,出生便被作为继承人对待。
大中祥符七年,年仅四岁的赵祯便被封为庆国公,第二年接着封为寿春郡王;天禧元年,刚刚七岁的赵祯晋职中书令,皇家孩子真幸福,七岁就能当国级领导人,当然这只是抬升地位的方法,不会真的入职,但小小年纪不仅封爵还赋予官职,实在少见。
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八岁的赵祯成为了太子,由赵受益赐名改为赵祯。四年后,太子位子还没坐稳,宋真宗便猝然驾崩,十三岁的小少年赵祯成为了大宋王朝的皇帝。
小小少年,很多烦恼。小赵祯接手的是一个既好也坏的大摊子。赵祯的父亲宋真宗是一个既有作为,但也好折腾的皇帝。
《宋史》曾经评价宋真宗:“真宗英悟之主”。宋真宗得到的是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光义艰苦奋斗同时悉心治理之后留给他的大国家,这时宋朝基本走出了五代的混乱,而真宗便在这个基础上将国家带入了一个新的水平。真宗时期,全国的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造纸、制瓷等工商业蓬勃发展,史称咸平之治。
但也因为经济的腾飞,使得宋真宗动起了花花肠子,有钱乱花这个毛病渐渐暴露出来。首先,由于真宗信奉佛、道,且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宣称得到了一部天书,于是下旨修建了玉清昭应宫,用的都是最好的木材和装饰,最终修了七年才完成。
这还不算完,志得意满以至于膨胀了的宋真宗竟然谋划着“封禅”,要知道就连齐桓公、唐太宗都因管仲、魏征的劝阻放弃了封禅,宋真宗却带着群臣在大中祥符元年当年高高兴兴的“玩”了一把封禅。
由于封禅大典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宋朝的国库几乎用光,同时由于四年前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澶渊之盟,宋朝每年要给辽国送价值三十万的岁币,虽然金钱换战争确实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与动乱,但也着实让宋政府多了一笔支出。
接手这个庞大且经济实力不错但国库却被老爸用光的国家,年少的赵祯不知作何感想,估计欲哭无泪。且皇太后刘氏(据说名刘娥),能力超群,被称为“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在赵祯登基的前十一年,一直垂帘听政。权力在手,实在不容易放下,不过好在刘太后治理国家仅仅有条,母子二人也关系融洽,刘太后也不曾想要废掉赵祯。直到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刘太后去世,二十三岁的赵祯才真正亲政。
而面对把持属于自己的权力十几年的太后,赵祯丝毫没有怨言,反而以最尊敬的礼仪为刘太后办理了丧仪。并且依照刘太后遗愿,将其葬入宋真宗的永定陵。灵柩起驾的时候,赵祯亲自执孝子礼,甚至亲自执绋之礼(即牵引灵柩的绳子),一直亲自将太后灵柩送出停放的皇仪殿。
估计是因为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那么激烈的环境中,自小是唯一皇子没有争斗,登基后即使被太后垂帘听政也母慈子孝,才造就了赵祯这样一个“仁”的性格。
由于赵祯喜好文化,因而登基之后,便召翰林学士孙奭[shì]和龙图阁学士冯元等人为其讲《论语》。年少的赵祯彼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现在来说也就是初中走向高中的学生,因而赵祯在听讲席上,偶尔会走神四顾,只是没有同桌不能交头接耳。每当这时孙奭就会停下讲学,拱手提醒甚至轻微斥责,赵祯知道是自己犯了上课了不认真听讲的错误,因而马上正襟危坐,肃然改容静听,从不怪罪孙奭。
赵祯对母后“仁”、对师者“仁”,还对自己的百姓“仁”,甚至是别国的人民,他都非常“仁”。
赵祯在位年间,与邻国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军事冲突,仅有的两次也都以和平而告终。
宝元年间,西夏李元昊即位,挑起对宋朝的宋夏战争,定川寨之战时,西夏军队被宋朝原州知州景泰打败,全军覆没,连年的征战使得西夏濒临崩溃。然而赵祯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选择了与西夏议和,以宋朝每年赏赐西夏绢布与银两为条件,西夏向宋称臣,史称“庆历和议”。
同时,公元1042年,时任辽国皇帝辽兴宗派大将萧惠陈兵辽宋边境,赵祯同样选择了与辽签订协议,增加了每年给予辽的岁币,继续了澶渊之盟的和平,史称“重熙增币”。
由于宋仁宗时期宋朝的经济达到了一个顶峰,岁币的支出对于宋朝已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反而变成了保证和平的最好手段。
宝元元年,宋朝在西北对西夏的防务军费支出为1551万;而到了宋夏战争的时候,在庆历二年宋朝在西北的军费支出达到了3365万,战争的庞大开支反而使得宋仁宗的国库几近赤字。赵祯的选择,不仅是“仁”,同样也是智,以远小于军费的钱财,维持了宋、辽、西夏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也保护了三国老百姓免遭战争的伤害。
而最能表现赵祯的“仁”的,便是对读书人的仁。
“唐宋八大家”之“三苏”的苏辙,当年考取进士的考试时,在试卷里写道:“我听说皇宫里的美女数以千计,终日歌舞升平、纸醉金迷。而当今皇上既不关心百姓,也不治理朝政。”
如此“道听途说”的指责,换作别的君王,轻则永不录用,重则杀头处斩,赵祯却淡定的对主考官说:“朕开科取士,为的就是吸纳天下的人才,苏辙这么一个年轻读书人,却如此敢于直言,实在值得称赞。”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熟悉,苏辙与兄长苏轼一同在这一年进士及第,成为宋仁宗身边的重要人才。
不只是苏辙这样的名人,再普通的读书人,在赵祯这里都很难“因言获罪”。
当时四川的一个不怎么得志的老秀才,向成都太守献计“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割据造反的“计谋”,成都太守大惊失色,随即把这个老秀才绑到了赵祯的面前。对于这个“疑似”造反的言论,赵祯依然淡定如常,不但没有判老秀才的罪,反而说:“这个人只不过读了几十年书还没有官做罢了,既然只是泄泄私愤,又有什么理由治罪呢?”反而给了这个老秀才官职,授予了他司户参军的职位。
赵祯的仁,不仅在权力归属、军国战争这种国家大事上,对于服侍的下人、臣子的进谏、乃至日常的饮食,他都“仁至义尽”,以至于深到了骨髓。
“仁”不是赵祯的保护色,“仁”就是赵祯的标签,“仁”就是赵祯的本性,“仁”不难,难的是“仁”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