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杨显惠】杨显惠的夹边沟 一辈子写不完的往事(二)

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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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我再讲个故事.有个生产队,队长是从外村派来的.当大家饥饿的时候,知道队里仓库还有一点粮食,村民们就跟队长说,大伙儿饿得不行了,你把粮食分点,给大家吃.队长说不行.村民们想来想去,一定要想办法把粮食分了,怎么分呢,就决定把队长打死.[夹边沟杨显惠]杨显惠的夹边沟 一辈子写不完的往事(二)有一天队长从村外回来,路过生产队的羊圈.几个村民就在羊圈里待着,有人出来喊队长,说你进来一下,我们有点事跟你说.那时候队长已经觉得村民们对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手里都提着一根铁棍.队长就进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还是

我再讲个故事。有个生产队,队长是从外村派来的。当大家饥饿的时候,知道队里仓库还有一点粮食,村民们就跟队长说,大伙儿饿得不行了,你把粮食分点,给大家吃。队长说不行。村民们想来想去,一定要想办法把粮食分了,怎么分呢,就决定把队长打死。

【夹边沟杨显惠】杨显惠的夹边沟 一辈子写不完的往事(二)

有一天队长从村外回来,路过生产队的羊圈。几个村民就在羊圈里待着,有人出来喊队长,说你进来一下,我们有点事跟你说。那时候队长已经觉得村民们对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手里都提着一根铁棍。队长就进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还是不高,对方好几个人呢。队长和他们讲话的时候,背后就有一个青年,拿根绳子突然套住队长脖子,然后一使劲,把队长扛起来,就勒死了。

【夹边沟杨显惠】杨显惠的夹边沟 一辈子写不完的往事(二)

那天下着雪,羊圈后面山谷里有个水冲下去的深坑,我们西北人把这种地方叫“窟泉”。几个村民就把队长的尸体扔进了窟泉,然后把羊赶出来,在附近乱踩一通,破坏现场。可是公社里本来通知这个队长第二天去开会,队长没去,公社就派人来找。雪地里有队长留下的脚印,到羊圈附近就变得乱七八糟,杂乱的痕迹一直到窟泉边上。最后,队长的铁棍找到了,继而窟泉里的尸体也被发现。那几个村民就承认打死了人,粮食也分掉了。

省里的工作组下来,要抓人判刑。可是抓谁?最后就抓了用绳子勒队长的那个青年。抓走还没判刑呢,青年就饿死在监狱里。

那时候每个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有的不叫孤儿院,叫幼儿园。很多家庭,父母饿死了,剩下孩子,听说孤儿院管饭吃,大点的孩子就自己跑去,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给送去。可是孤儿院也吃不饱,孩子们还是大量死掉。有些孩子平时吃惯了草籽、树皮,突然到孤儿院里吃上了白面,肠胃适应不了,上吐下泻,也就死掉了。很多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坐着坐着就倒下去。

我在农场当教员的时候,就听说附近还有个饮马农场,那里有个连队,都是从定西地区来的孤儿,是农场到定西孤儿院招的农工。2003年我写完夹边沟,准备写定西孤儿的故事,就到饮马农场去寻找,认识了一个当年的孤儿。

他给我讲,他们那个大家庭五十几口人,1960年以后剩下11口。这个人同意给我带路,连续三年时间,我访问了150多个定西孤儿。他们如今大部分都是农民,依然贫穷,有些是国家安排工作,当了工人,现在也处于下岗状态。

右派群体现在的状况也差不多,我调查到的一百多人,也就十个左右属于上层右派,原本是县级干部,摘帽以后还回去当干部。大部分右派就是小学教师之类的普通职员,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资三四十块钱,或者高一点到五六十块钱,1978年以后给他们恢复工作,还是每月几十块钱。

他们的人生,有20年时间在农场度过,恢复原工作干不到三五年,也就该退休了。等到改革开放,全国人民的工资都上涨,咱们挣两三千的时候,他们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块钱。

现在夹边沟渐渐变成了公共话题,很多书也陆续出来。我觉得,如果以后还有人下工夫去研究的话,夹边沟问题的余地还很大。但是要抓紧时间了,十几年前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估计幸存者应该有二百多人,现在活着的还有没有一百人,我不知道。再过些年,可能他们去世的会更多。没有亲历者在世,就再不会有故事,夹边沟就要变成纯粹的学术问题了。

变化

正在消失的传统

至于我自己,我现在不写饥荒了,作家不能总是重复自己。我正在《上海文学》连载《甘南纪事》系列,写的是甘南藏区牧民生活,写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现代化前进的脚步。甘肃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环境差异非常大,甘南很美,山青水秀,民风淳朴。

这几年我总是跑甘南,和藏民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变化,比如吃饭,除了传统的蕨麻米饭、青稞炒面、酥油奶茶之类,他们也开始吃汉族人的馒头、烙饼、面条。服饰方面,他们平时也都是夹克西装。传统的习惯慢慢淡化,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着民族的特性,在社会转型期,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状态。

比如两个年轻人打架,动了刀子,打死一个。他们不会立刻报警,藏民的处理方式是,首先由双方家族出面,寺院管理委员会主持谈判,谈出一个赔偿的命价,比如20万块钱。两家人协商同意的话,就不去法院了,赔钱了事。可是有时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让,法院觉得你杀人了难道法律管不着你?就去把人抓掉。

去年我写了个短篇小说《恩贝》,讲的就是这种故事。两个男人因为偷牛的事情打起来,打死一个,活着的被抓起来,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说我家给你家赔命价,你们去公安局说说,让他们放人吧。结果公安局不听,把杀人的判了个死缓,死者家就没拿到赔款。

过了十多年,死缓改有期,表现好再减刑,杀人的这个男的就获释了。听说仇人释放回来了,死者的遗孀就把三个儿子叫来,她这三个儿子最大的二十多岁,小的也有十八九岁。这女人就说,你们的杀父仇人放出来了,你们现在都成人了,知道该怎么干吗?

三个儿子回答:知道。

过了些日子,附近寺院有个法事活动,这弟兄三人觉得他们的仇人会去参加。那人果然去了。等活动结束,在偏僻的路上,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那人已经很老了,看了一会儿面前的三个小伙子,说,不知道。

是你杀了我们的父亲。

哦,老人明白了,说,好吧。

这三兄弟,老二老三拧住老人的胳膊,老大掏出刀子来划了一下,老人的脖子就断了。

然后他们就去投案。老大被枪毙,老二判八年,老三判五年。一切都结束后,村里人就说那个妇女:你早该知道,在儿子们面前不要讲过去的事情,你非讲,现在你的儿子一个毙掉了,两个判刑了,你高兴啦?

我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只是虚构了地点和人名。那个孤独的女人回答说:

这不是我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子长大了,就要活得像个男子汉。

C12-C13版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C12-C13版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