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事件】揭秘:甘肃酒泉夹边沟事件真相!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四十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O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还出现了活人吃死人的事件。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四十年。
二OOO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二十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一九五四年三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一九五七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至于为什幺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二千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二千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二千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一九五七年四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甚至十六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一九五七年四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初到一九六O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四十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二十六斤,再降为二十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一九五八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