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谌予读音】【祝谌予】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

学医有中西之分。我看到为母亲治病的某些医生,态度傲慢,诊费昂贵,尽管诊断极为明确,道理无可非议,但一提治疗则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只有在施今墨先生的治疗期间有效。因此,我就拜投施先生为师,学习中医。

施先生当时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博学多闻,医术精湛,且医疗态度端正,不问病者贵贱贫富,皆极力救治,故每日求治者充塞门庭,延诊者接踵而至,极为繁忙。最初,我与师兄弟李介鸣、张遂初、张宗毅四人上午在华北国医学院侍诊于先生,抄写方书,每日接诊百余人。

下午随他外出诊病,约有七、八家。晚间,先生聘请了一位中医理论造诣较深的周介人老先生为我们讲授《黄帝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风雨鸡鸣,寒暑六载,从未间断。

同时,在施先生指导下,我们自己先后涉猎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肘后方》,(《赤水玄珠》、《景岳全书》、《医贯》、「张氏医通》、《医林改错》、《中西汇通》等历代名著。

在这些书籍中,《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但其侧重于理论阐发,而备方药甚少(如《内经》仅备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难经》则一方未备)且篇幅错见杂出,文字晦滞难明,注家各执己见。我学习仅取其重点,提纲挈领,作为奠定中医基础之用。

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其书理法方药完备,临床价值甚高;其方用之得当,往往覆杯而愈。至于他书,作为一般泛览,则宜各取所长,择善从之。如:

施先生反对把中医分为「温补派」、「寒凉派」等门派,治学务求实效,临床治病能淹众家之长,结合己见,创立新说,这一思想对我影响极深。我随师边临床实践,边学习理论,相互结合,初步为自己独立应诊打下了基础。

中医学内容丰富多采,若欲全面精通,非朝夕易事。一方面要有坚韧不拔、刻苦钻研的毅力,另一方面要有孜孜不倦,争分夺秒的精神。是时每日除三餐之外,我们几乎全是随师门诊、出诊。诊务繁忙之际,甚至在出诊汽车途中进餐,故学习理论、整理医案只能在晚间。

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并以「自驹过隙」形容时间之宝贵。我的中医理论大部分是在晚间学习的,每晚必待夜深人静,方始就寝。实际上,昼日看病,夜晚读书,我觉得对理论结合实践犬有好处。

我不主张在读书时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地死记硬背,认为重点应在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并付诸临床,学会在实践中如何运用。某些人尽管能把一部分经典著作或中医书籍背得滚瓜烂熟,甚或倒背如流,但临证反而无所适从,疗效不高,这只能算是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

我执教于北京中医学院时,也曾看到有个别学生能背数百方剂,但临床实习一见病人,反而开不出方子来。这说明对方剂的主治与适应症根本没有理解,所以也就不知如何施用。有些人即使能开出方来,也只是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地套用,并不会灵活加减变通。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判断一个医生水平高低,是以治疗效果为标准的,理论再高,治不好病,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认为学习中医理论,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且在实践中反复施用,寻谋得失,方能逐渐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

系统学习中医理论是必要的,这需一个循序渐进、登堂入室的过程,但也不能忽视平时对知识的零积碎累。每次读书勿求于多而求于精,也就是有目的地学习,尤其不懂之处要勤问。我随师侍诊之暇,自备一本「零金碎玉」手册,凡看到施先生治病时,自己不理解之处,如,为何辨为某证?为何使用某方、某药?辄问于师,并将老师言传口授录之于册,日久天长,风毛麟角,积少成多,不但保存了老师宝贵的临床经验,而且对我增长阅历,体会先生的学术思想,裨益颇大。

施先生制方遣药,不拘一格,往往双药并书,或是互为补佐、增强原有药效,或是互为制其所偏、产生新的药效,组成新方,饶有特色。后来,我曾搜集了数百个双药并书范例,辑之成册为《施今墨药对》,介绍给学生们,很受欢迎,至今流传甚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随施先生前往天津,开始单独悬壶业诊,病家渐次增多。那时我治病,都是套用先生的经验方剂,尽管有效,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满足我求知的欲望。

施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提倡革新中医,中西医结合,并素以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互相左证为其主张。因此,先生要求我读一些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等书籍。我阅读之后,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发病机制都了解梗概,于是想再学西医,以求究竟。一九三九年,遇到一个机会,我即东渡日本,入金泽医科大学医学专门部,系统地学习西医知识。四年后回国,虽以西医姿态开业,但多数情况下,我仍是采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来治病的。

辨证辨病扬长抑短

采用中西医理互相佐证,认识和治疗疾病,使我眼界扩大,思路展开,方法亦较多。因此我深感中西医必须结合,方能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但是在解放前那种社会制度之下,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群众的力量也只能是施派传人,独立钻研,毫无成就。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废止中医,当然就更谈不到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了。只有在解放后,党的中医政策贯彻落实,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行才有了保证。

目前,医学界对中西医结合持有不同的见解。或以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学太神秘,乃「经验医学」,或以为中医完美无缺,愈古愈好,主张走「纯中医」之路。我认为这些想法和看法都还有待于实践来检验。

中医学科学与否?实践乃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

中医理论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与自发的辩证法基础之上,中医药经历了数千年临床实践的考验,发展至今而不为时代所淘汰,正是说明其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中医对某些西医目前尚无特效疗法的疾患,其疗效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过去几百年来闭关锁国,未能及时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发扬阐明,而存在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不足,其理论较为抽像,往往使人难以理解和确信。

西医理论建立在实验室基础之上,虽然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认识比较清楚,甚至对某些细胞的生理病理变化都研究得相当透彻,诊断方法也是现代化的。但是,由于有时忽视人的整体作用,注重疾病的病因和局部作用,单纯追求特效药,存有部分形而上学的观点,所以治疗方法也有不足的一面。

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虽然他们的理论体系不同,但都是科学的,研究的对象都是人,目的都是治愈疾病。我认为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必然的。当然,迭需要一段长期的、互相争鸣和互相渗透的过程。

我白一九五六年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以来,从事中医教学工作,始终主张中医学院学生应当以中医为主,但是除了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课程之外,西医基础也一定要学。目的是培养既能够掌握中医药理论,同时又具有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中医人材,不主张培养「纯中医」。

虽然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教学计划曾遭「批判」,事实胜于雄辩,中医学院1962、1963、1964等届的毕业生,现在既是中医的骨干力量,同时又可以较容易地与西医搞中西医结合工作,这样的人材是符合党和人民需要的。

青、中年中医掌握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是时代的要求。过去中医由于没有实验室指标参照,对疾病的疗效只能根据症状的改善或消除来判定,实际上不够完善。例如,肝炎病人只要肝区疼痛等症状消失就算治愈,肾炎病人只要浮肿等症状消失也算痊愈。

现在,我们大多需要参照化验指标,若其转氨酶与尿蛋白等正常方可定为治愈。我曾治疗一青年女性,西医经心电图检查诊断为心肌病,并云较为严重,但没什么明显的自觉症状,真可谓无「证」可辨。于是我就根据西医的诊断,采用生脉散加味治之,使其心电图的改变有了一定好转。

对于中医遗产,要有分析、有批判地接受,既不能过于迷信古人,也不要轻易否定古人。我在讲授《金匮要略》时,是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教学的。特别是《金匮要略》这本书,历经年移代革,展转传抄,以至错简脱文甚多,有的条文有证无方,有的条文有方无证,有的条文不知所云,有的条文又过于简练,造成学习上的困难。

对这些我们都不可看作是句句金石,字字珠玑,一字不能移,一字不能改。如若脱离实践,穿凿附会,随文敷衍地「以经解经」,则很难以理服人,所以学习《金匮》要从临床出发,或以证测方,或以方测证,或根据其所述主证研究组方,分析用药,方能体会仲景认证之准、组方之严、选药之精,然后再结合现代临床所见,扩大诸方的使用范围。

例如,我在临床上常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虚寒性溃疡病、体虚外感、下肢溃疡、淋巴结核未溃破或已成瘘管者,用小柴胡汤治疗肝炎、胃炎、胸膜炎、急性肾盂肾炎,用大柴胡汤治疗胆石症、胆道感染、急性腹膜炎、高血压病等等。当然,我都是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之上使用这些古方的,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

对待中医古籍,要有发隐就明,敢于创新的精神,不要只会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古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用,古人没有怎么说我们就不敢怎么用。这样思想就会被束缚在本本中,事物也不会有发展了。譬如现代肿瘤的发病率很高,不少肿瘤患者早期被发现后,西医往往采用放疗或化疗,因而产生副作用:放疗后多见咽干口燥、烦热失眠、舌红脉数等阴虚见证;化疗后多见面色不华、神疲乏力、纳差恶心,伴血象下降等气虚见证,有时也可以见到气阴两虚者。

对这样的病如何认识?《伤寒》、《金匮》等中医古籍并没有也不可能记载有放疗或化疗等词句。我运用仲景理论,引申其意,把这些都看作是「火邪伤阴」或是误治而形成的「坏证」,治疗或养阴为主,或补气为主,或是二者兼施,以扶正固本,从而减轻其副作用。这亦属辨证辨病相结合。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都是祖国医学的重要治疗原则,倘若脱离这个原则,单纯地去追求「特效方」、「特效药」,很容易钻进形而上学的死胡同。我继承了施今墨先生的学术思想,临床时把西医的诊断和病理融合到中医的辨证施治之中,采用西医诊断与病名,结合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

曾治一老年病人;患慢性气管炎,肺心病合并肺感染,双肺听诊有干湿罗音,胸透发现肺部阴影。其症:咯痰粘稠量多,纳差,腹胀便溏,舌苔厚腻,脉弦滑。西医经用青、链霉素、羧苄青霉素等治疗无效。

某一西学中的医生认为肺感染,投以大量清热解毒中药,数剂不应,邀诊于我。我本着中医「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理论,辨证为脾失健运,痰湿阻肺,选用香砂六君子汤加贝母、瓜蒌皮益气健脾化痰,同时因辨病考虑肺部感染而重用鱼腥草三十克以清热解毒消炎,患者连续眼药十余剂,脾运得健,痰量大减,肺部阴影消失,感染基本控制。类似病例是很多的。

发掘提高任重道远

一九七六年,我被调往首都医院中医科,主要从事临床科研工作。中医搞科研,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我选择了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和妇科病作为研究专题,同时兼治内科杂病。

糖尿病证情复杂,反复性太,往往缠绵难愈,故被某些医生看作是不治之症。我认为中医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对糖屎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代又有日新月异的西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它的规律,积极寻求治疗方法,实践证明,耐心的治疗,合理的调养是可以控制糖尿病的,精尿病并非不治之症。

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病范畴,从历代中医文献记载来看,多认为本病的基本病理为阴虚燥热,以上、中、下三消分治。我在临床观察到多数糖尿病患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乏力、神疲,气短、舌淡胖或淡黯等气虚表现,且三消症状往往同时存在,仅侧重有所不同。

因此,我认为气阴两伤,脾肾虚损方是糖尿病的基本病理。在治疗上,我选用增液汤合生脉散为主,再加苍朮配元参降血糖、黄芪配山药降尿糖(系施今墨先生的经验)为基本方。从肺、脾、肾三脏入手,尤以脾肾为重点,着重先后天两方面滋养培本论治,屡获显效。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的研究,侧重于其微血管病变等并发症的防治问题。我也发现许多糖尿病人合并有血管病变者(如冠心病、脉管炎、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等)多具有刺痛、窜痛、舌质黯或有瘀点、瘀斑、舌下静脉青紫怒张等血瘀征象,部分患者经用活血化瘀为主治疗后,取得一定疗效。

另外,有些长期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人,多数也可出现上述血瘀征象,我同样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实践证明,活血化瘀法可以使部分患者的胰岛素用量逐渐减少以至停用。因此我认为活血化瘀法应当作为治疗糖尿病的一条途径来探讨,这方面在中医文献中尚未见到论述。

前年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糖尿病专题会议上,我们担负了糖尿病中医辨证分型的工作。我们从中医辨证的角度,系统观察了一百多例糖尿病门诊病人,经统计90%以上具有气虚见证,70%以上具有血瘀征象,只是程度轻重不同。当然,如何采用实验室检查来进一步验证(如血液流变图、血细胞压积、微循环测定等)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之一。

中西医之间由于理论体系之不同,故其诊断方法与病名亦不相同,有时病名虽相同,其含义也不尽相同。西医用现代仪器确诊的许多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是发现不了的。但虽经西医确诊,采用中药治疗时若不遵循辨证施治的原则也难收良效。

我曾使用张锡纯的升陷汤为主方,配合超声雾化疗法治愈一例肺泡蛋白沉着症的病人,即是采用西医确诊,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的。又如,我治疗过两例西医确诊为尿毒症的患者,其见症均为乏力、头晕、浮肿,纳差、泛恶、舌胖淡,脉虚弱。我辨证为脾肾两虚,浊阴上逆,以香砂六君子汤合六味地黄汤加味治之,两患者不但症状得以改善,而且尿素氮也明显下降或至正常。

因此,我认为对于目前一些西医确诊的疑难病或少见病,必须遵循中医的辨证原则遣方选药,在取得疗效的基础上进行药理实验研究,以明确其治疗机制,然后再付诸临床,这样多次反复,就可研究出某些疑难病或少见病的特效疗法。

现在这方面已发现一些苗头,如验方过敏煎(银柴胡、防风、乌梅、五味子、甘草)经药理研究抗过敏反应作用较可靠,我在临床上治疗支气管哮喘、荨麻疹等病时,常用此方为主。又如抗免疫方(广木香、当归,益母草、赤芍,川芎)经药理研究证实确有抗免疫反应功能,所以我在治疗硬皮病、红斑狼疮、慢性肾小球肾炎等疾病时,亦常选用。

现在有许多西医学习中医的同道,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如对脾、肾本质的探讨,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活血化瘀法的实验研究等等。我以为这是正确的,这样做不是削弱中医,也不是「中医西化」,相反是为了使中医发扬光大,在国际间享有更高的声誉。

我个人的中西医水平都还不高,在这方面未能做出多少成绩与贡献。在我的有余之年,我仍需要不断学习,努力工作。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逐步实现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提高,这是我毕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