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邢毓静 巴曙松:在我个人阅读心态上要首先感谢金庸

小时候背诗,读到“手倦抛书午梦长”,心中艳羡万分,想想那是何种境界,可以不用担心下午要上课或者下周要考试,可以不用担心职称、论文考评,早早起床读书,在阳光的午后,读累了,随手一放,午间小憩,下午继续来读,那种放松,那种愉快。

上学的时候,每当重要的考试顺利结束,心中总是恨恨地期盼:忍耐吧,忍耐过去之后,什么时候可以不为考试、不为一纸文凭读书,为了在那样的自在的午后,自由自在地读书,该多好啊!

总算毕业了,从不同的学校、分别拿了不同形式的文凭、证书,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了。哪知工作岗位上有工作岗位上的任务与压力,例如要申请不同形式的职称、不同形式的课题、不同形式的社会职务,都需要用以衡量的标准,例如主持了多少重要课题、国内外核心期刊或者会议上发表了多少论文,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评上研究员或者教授之类的职称、或者博士生导师之类的资格,至少达到严格的考核标准。

这个时期读书,还是有相当的忍耐成分,即使不感兴趣的课题,因为研究的前沿性,或者仅仅就是因为这个主题容易发表论文,就必须青灯黄卷,在万籁俱寂的静夜,读文献,看数据,写论文,寄出去等候会议或者杂志的反馈,再修订,再投稿,一年下来,发表了那么几篇,年终总结,可以欣然提笔;申报职称,可以不再忐忑。

多少年这样熬下来,可以想见,等到终于评上了研究员和教授、评上了博士生导师之后的那种心情的放松、那种隐秘的狂喜,终于,也可以有了手倦抛书午梦长的条件了,也可以想见,现在每个月到书店大肆采购、自由选择阅读时的那种自在!

这个时候再来反思自己这些年来的读书历程与体验,有许多很有趣的心得体会。

许多学者十分反对给学生开书单,理由很超然,说是读书的最终目标不在于最终掌握了多少知识,关键在于读书的过程,花了时间读了一本滥书,时间虽然浪费了,但是增长了自己的判断滥书的标准,也是很好,但是,从专业的培训角度,特别是金融行业这样的专业性市场化的领域,经典的著作总是让人醍醐灌顶的,例如在金融史或者理解金融市场方面,我还没有找到比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金融史》更好的著作了,现在学生的时间也紧张,阅读经典不仅积累了眼光和功利,实际上也节省了巨大的时间。

看着不少学生在书单面前的担心、犹豫等等表现,我就想起当年读书时对自己的安慰,不经过这些专业、甚至有些刻板的训练,也难得未来阅读与思考的自由。

撇开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的阅读,从个人的阅读心态上,有几个方面在回望时不得不提及。

我首先要感谢金庸,这个中文武侠文学的高峰,这不仅是因为他尽情展现了我们的母语的优美,也不仅因为他瑰丽的情节,还主要因为,在我们正好处于阅读饥渴的青春期,在读无可读的时期,在传统的一些信念崩塌、新的信念还没有建立的空前的转换时期,在青春的迷茫时期,金庸出现了。

金庸,他在传统文化的断裂处帮我们连接,在传统精神的迷茫处给我们安慰;通过如饥似渴的金庸阅读,中华传统文明的信念与美德,在心中深深扎根,例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例如坚毅、例如忠诚、例如友谊,甚至,他也让我在动荡的时代相信爱情。

金庸的小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入门,他适可而止地展现这些文化的迷人处,吸引我继续去阅读论语、老子、庄子或者一些佛经、历史、地理。

多年以后,指导学生,也常常习惯地用金庸的案例,例如说,金庸小说中的大侠,没有拘泥于狭隘的门户之见的,都是广泛向各位名师学一招半式并融会贯通的;又例如,文字一旦出版,就有他自己的生命力,写于不同的时代的金庸小说,无意中也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可以作为文学版本的经济史,例如郭靖这样踏实努力的大侠,成行于香港经济起飞时期,勤劳的香港人民相信,踏实持续的努力会赢得成功;等到韦小宝横空出世,那已是金融市场繁荣、投机气氛浓厚的时代了,依靠投机而不是踏实的努力,就可以获得低投入的高回报。

同时,我也深切感受到,一个人的求学经历,也会深刻影响他的阅读习惯和风格,例如他所就读的学校、师从的老师及其研究的风格与范围、甚至他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因为你师从一个老师,就会必然深刻受到他的研究风格、阅读习惯的全方位的影响。

撇开其他的因素,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本专业领域的书,还都是就读学校的一些老师的著作。所就读老师的著作,印象最深的当然要数张培刚教授的成名作《农业与工业化》,当时实际上也并没有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这一点一直让我感到奇怪,因为这本著作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为数不多站在世界经济学研究前沿的著作,理应系统向学生推荐精读,而华中科技大学则一直是以学风严谨、踏实、包容而著称的。

刚刚考上研究生的那个暑假,我把这本经典著作反复阅读,以至对于注脚都十分熟悉,所以虽然张培刚教授在读书期间直接教导我们的时间或许并不多,但是心理上觉得与老师真是很亲近,觉得整个暑假都是在师从这样的大师学习和思考,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之大,以至于我现在的论文写作语气都带有浓厚的《农业与工业化》的风格,刚刚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也刻意模仿张培刚教授在书中不厌其烦的注解。

沿着张培刚教授的研究脉络,我开始顺藤摸瓜去阅读那些奠定他思想基础的著作,例如张培刚教授在哈佛大学时,指导过他的导师有熊彼特等大师,而当时的另外一位老师孙鸿敞教授(他既是我的经济思想史的老师,也是张培刚教授的学生)正在张培刚教授指导下翻译熊彼特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于是就开始系统学习了熊彼特的相关著作。

硕士生期间,徐长生教授主讲的宏观经济学框架非常清晰,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把握的十分透彻,我于是转而阅读徐长生教授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的老师刘涤源教授关于凯恩斯的一系列专著,最后转向阅读凯恩斯的原著。

博士生、以及博士后期间的读书,印象深刻的似乎也都与当时的老师相关,例如中央财经大学的姚遂教授的《中国金融思想史》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融分析框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如痴如醉,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林毅夫教授、海闻教授等等的代表性著作,都是耳熟能详。

也因为先后在武汉、北京、杭州、香港等不同城市生活,关于这些城市的风物、乃至经济金融状况、演进历史,都自然成为持续关注的主题。

金融业是一个专业性、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领域,理论研究与实际的金融决策密切相连,因此在自己开始有独立的研究选题的自由之后,我开始越来越多地投入时间参与一线的金融市场政策讨论、投资决策,我认为这也是读书,只不过读的是“无字书”,读的是来自第一线的文献。

这种文献阅读能够让我们虽然身处书斋,心在市场,从而始终保持相对开放的心态,以及对于现实市场运行的敏感,这种阅读体验较之纸质文献阅读,可能把握难度更大,但是也更为有意义和价值。(完)

(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