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太平是什么生肖】愿我死后 天下太平

这是一个系列,我要写三起刺杀,第一篇写圣雄。

甘地可能是最后一位依照印度教信仰传统“成神”的凡人。

不论历史评述中有多少波涛汹涌,多少黑料闲话,“圣雄”的名号已经进入了印度教的万神殿。

神话,始于肉身消亡,便来聊聊甘地之死。

(注:题图是电影截图,源自电影:Nine Hours to Rama, 1963)

1947年8月15日凌晨,印度宣布自治,开国总理尼赫鲁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们与命运有约”。

不过,印度国父甘地那天却不在德里。事实上,他从八月初就离开了德里,先往西北方向去了克什米尔,随后又赶到了东边的加尔各答。次大陆要在8月迎来两个新生国家,但空气中却充满了紧张。甘地拜访的第一站是克什米尔,印度与巴基斯坦漫长的国境线上,那是最大的一处悬而未决。

甘地想在分治前夕拜访,稳定各方情绪,避免两个国家在分治之初就陷入战事——显然,甘地的愿望在克什米尔落了空。当年10月,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只有2个月大的国家用一场战争庆祝了各自的生日。这是后话了。

甘地怀揣着同样的愿望在独立日前夕赶到了加尔各答。当时印度与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国境线周遭,已经乱成一团。其中最危险的两座城市是西侧的拉合尔与东侧的加尔各答,这是最接近国境线的两座大城市,分治之前穆斯林与印度教徒高度混居,在独立前很长时间里不断发生流血冲突。

相较而言,拉合尔所在的旁遮普地区又比加尔各答所在的孟加拉地区要好一些:孟加拉印-穆冲突的种子从英国人1905年分立孟加拉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事实上,正好一年前,1946年的8月,穆斯林联盟在加尔各答制造了震惊次大陆的种族冲突,超过4000民众死亡,这起事件也进一步做实了印度-巴基斯坦的对立。

甘地到加尔各答之后一直像个倔强的老头那样,拒绝参加任何独立日庆典,并且不断地向人们宣扬隐忍。这还不是一个值得欢喜的日子,新生的国家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要求所有的信徒禁食、冥想一天,以虔诚的生活态度去度过印度的诞生日。

甘地这种“神棍式”的举动其实不是看上去的那么蠢。他到加尔各答后迅速会见了当地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团体的领袖,这些沉浸在印-巴分治发酵而出的宗教、民族情绪中的年轻人都是定时炸弹。甘地希望独立日的庆祝不要太过张扬、太过疯癫,最好是大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禁食冥想,试图以充满安详的修行来避免可能出现的失控局面。

这场预警式的危机公关的高潮是甘地在独立日前的两天,把制造1946年冲突的主要领袖叫到了他的居所,向所有在场民众公开道歉。谁也不知道圣雄究竟许诺了他什么,但事实确认他的道歉极大地缓和了印度教与穆斯林间的紧张情绪。

独立日那天三点,甘地带领教徒们开始了晨祭。诵经,打坐,寻求内心的和平。平日熙熙攘攘的加尔各答在那个清晨有些安静。所有警戒都已经拉起,新生的政府官员们如临大敌地等着冲突的爆发,不知道第一声叫骂会从哪个街区传出。

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就是甘地的加尔各答奇迹。

祥和之下其实暗潮汹涌。事实上,加尔各答的和平状态也不过维持了半个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们在九月初又举着大砍刀互相追杀,最后甘地以死相逼才劝下了狂热的年轻人们——这或许是甘地最后的魔力,他用绝食至死的威胁逼怕了英国人,也用同样的方式暂时放下了屠夫们手中的刀。

德里城却没有奇迹。

尼赫鲁的内阁成员在国家诞生的第一天就开始无穷无尽的维稳。印度历史上,每次王朝更迭,德里城一定会血流成河,这次也不例外。

所以,在稳定了加尔各答局面后,甘地马不停蹄的赶回了德里。他只能寄希望于民众或者信徒们对他的爱与信仰能够战胜仇恨。必须要说明的是,甘地不是一个神棍,一天到晚神神叨叨而无所作为,他早年在南非以及后来与英国人抗争的经历充分证明,甘地是一位极其天才的政治家。只不过,他动员群众的能力与宗教关系紧密。

他游走于德里各个宗教、政治团体,其中,值得玩味的是他曾经拜访印度教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这个国民志愿服务团自从成立其就是高举着印度教宗教主义的社团,后来枪杀甘地的高德赛(Godse)是服务团的成员,当今印度总理莫迪先生自小加入服务团,后来也是因为表现出色一路得到提携。莫迪的印度人民党(BJP)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服务团。

不夸张的说,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各类分支机构,是当今印度教势力的领头羊。

志愿服务团是最早提出要以印度教建国的组织,他们的领袖高瓦克(M. S. Golwalkar)坚持印度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在他们的眼中印巴分立的意义就是按照宗教势力的割据。他们心中的完美的时代应该是史诗中的罗摩之治,以正法、种姓来治国。

他们是独立印度世俗主义的头号敌人——另外一号敌人则是巴基斯坦。

克什米尔战争引起的印巴战争随时可能扩大为更大的灾难,以伊斯兰教建国的巴基斯坦可不是吃素的,他们驱赶、屠杀境内的印度教徒,进一步将宗教冲突扩大化。距离旁遮普边境近在咫尺的德里看到了边境线上的惨烈,印度教徒们的杀心更重了。

回到德里时,甘地留给自己的选择是要么成功停下屠戮,要么去死。这是甘地人生中的第13次绝食,他用前12次教导印度人非暴力、公民不合作,却用最后一次证明了之前的徒劳。

历史的叙述中,甘地当时的确是被逼到了绝路,所有人都把他视作最后的筹码,希望这个78岁的老头能够为他们的利益集团站台:

国大党,这个甘地一手壮大的组织在建国的思路上早已经背弃了甘地“小国寡民”、“田园牧歌”式的设想,在独立后的四个多月里,未能将这个逐渐陷入深渊的国家拉回正轨。1948年初,南印度爆出了国大党的腐败丑闻,刚刚掌权的民主斗士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享用革命的果实。

巴基斯坦那边,由于印巴战争的爆发,英国人留下的一笔分家费被印度政府无限期扣押——五亿卢比按照当时的汇率,对于潦倒之中的巴基斯坦可以算是巨额资金了。巴基斯坦通过在印度的穆斯林中间人找到甘地,指望他能从中斡旋,缓解国大党的敌对情绪,将这笔资金解冻,也尽早了解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

1948年的新年在森森的恐怖中到来,甘地的四下奔走并没有带来他想象的德里奇迹。无计可施的甘地宣布,他从1月13日开始绝食,绝食到死。

真相是,这场绝食就是甘地自我献祭的第一步。

甘地宣布绝食后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他希望印度的人民,能够停止互相残杀,更确切一些,他要求印度教徒们不要迫害少数族裔,尤其是穆斯林。在英国人面前共同守护的那个“印度”,不仅仅属于印度教,也属于印度的穆斯林、锡克人、耆那教等所有人。

第二,他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停止内部对印度教徒以及锡克人的驱逐和迫害,不管是旁遮普还是孟加拉,如果巴基斯坦人想要平息印度的敌视,他们得学会尊重。

第三,他要求印度政府——时任内阁成员多数都是他亲手栽培的门徒,放下芥蒂,将英国人留给巴基斯坦的资金尽早归还,首先退步以促成和平。

甘地可能是疯了。从他绝食起,就不断有激愤的印度人在德里游行,他们聚在甘地住所外,咆哮着:血债血偿!让甘地去死!

绝食到第六天,甘地可能真的快不行了。穆斯林领袖们和印度教团体达成了表象上的和解,事实上,印度的穆斯林们比谁都清楚,如果甘地死了,甚至最可怕的事情是,如果甘地死于穆斯林的不合作,他们只会下到地狱的更深层。所以,最后是德里的穆斯林领袖将象征着停火和妥协的柠檬水和食物送到了甘地的床边。在总理尼赫鲁与巴基斯坦驻印度大使共同出席,代表两国政府表达了对甘地诉求的允诺。

幻想之中的“德里奇迹”却没有随着甘地看似的胜利到来。仅仅就在他结束绝食的两天之后,他在进行一周以来的首次公众演讲时,遭遇了袭击。围观人群中一颗手雷炸了,不过骚乱并未伤及甘地。

警方在第二天就锁定了嫌疑人,来自普纳的狂热印度教右翼分子高德赛。是的,就是这位十天之后枪杀甘地的人。后来高德赛被捕后,他承认这次爆炸案是他策划,而且原本的计划是利用第一颗手雷制造混乱,再用第二颗手雷送甘地归西,但他的同谋却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计划。

根据后来高德赛的审讯记录,他的杀心早就起了。因为甘地一直宣扬的世俗主义国家是对他幻想中的印度教王国的玷污,而甘地费心尽力保护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行为简直就是对他们这些赤城印度教徒的侮辱。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甘地以死相逼让印度政府给巴基斯坦付钱,对正处于战争敌对状态的两国而言,这种行为无异于资助对方屠杀印度人。在高德赛眼里,甘地背叛了他心中的印度教。

多补充一句,严格说来,国民志愿服务团与高德赛撇清了关系,他由于行为过激早就被开除了,看上去,这事儿与志愿团一点关系都没有。嗯,没有。

针对此事,印度官方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969年,为什么已经探明的刺杀行动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甚至让高德赛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第二次下手的机会?没有答案。阴谋论倒是有不少,有人说是印方高层的某些人想让甘地去死,有意无意降级了安保措施;有人说是甘地自己的意思,他以保护追随者为由降低了警戒,实际上是在求死。

当然,还有最明显的事实,印度的安全部门甚至整个官僚体系,愚蠢无能。毕竟半个世纪后,他们竟然能让国家总理在任上被刺杀,准确的说,是两位国家总理被刺杀。

不过阴谋论的观点确有源头,甘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预见了自己的死。爆炸案发生后,他的反应有些漠然,甚至在公开的演讲和私下与晚辈的沟通里说过:

如果有人对我开枪,我会笑着面对那颗子弹,口中称颂罗摩之名。这样的遭遇或许是我的幸运,从此,我便可以算作“圣雄”了。

甘地的死,是他给自己封神。

这么说可能有些不礼貌,但我觉得甘地是有私心的,他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死才是最体面的,即使他未完成自己的目标;甘地的确做了最大的努力,他没有退却,给予了自己最大的伤害;甘地在最后那段时间的表现让人觉得他不属于那个世界,不属于政治,所以离开对他,对印度或许都是好的。

1948年1月30日,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甘地照例向聚集的群众发表演讲,分享他的信仰与对国家的希冀。他聊到了泰米尔地区的灾荒,回忆起三十年前,他在南非带领南非印度人开垦荒地,自给自足的故事。在他的脑子里,以村庄治理为核心的国家才是印度的未来。

通过一个个自治自足的村庄,与民休息,农业立国是他认为时下印度发展的方向。他还批评了尼赫鲁们,这些称他为“老爷子”(Babuji)的后生根本不听他的话,工业化、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超出了印度的承受力。

死前的最后几十分钟,他和帕特尔(V. Patel)聊了一会,这位新内阁中的灵魂人物与尼赫鲁闹了好些不快。甘地为国大党做的最后一份贡献是他安抚了不安的重臣,他俩对话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历史知道,甘地死后帕特尔先生为稳固新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卓绝贡献。

照例,甘地每天五点要带领信徒们做一场晚祷,但是那天与帕特尔聊得久了点,五点十分甘地才在后辈的搀扶下向花园踱步而去,他要去参加每日黄昏的祷告会。

5点17分,甘地走到了祷告台前,四周聚集了许多信徒,各式各样的人,不仅有印度教徒,还有前来围观的各类路人,甘地的迟到让现场有些混乱。高德赛迈步向前,走到了近身,合十行礼,掏枪,开火。三颗子弹射进胸膛,甘地终于实现了他的预言。

啊,罗摩。 हे राम । हे राम ।।

这是甘地一生的句号,圣雄的封神。

次日,甘地在耶穆纳边火化,那是印度有历史以来,最宏大的一场葬礼。

甘地的死是一场自我献祭,历史证明,他突如其来却预料之中的遇刺,奇迹般地稳定了印度的局势。如果说,世俗主义的种子曾经在印度的土壤上生根,那便是在甘地离世后的两年。印度人的恐惧与悲恸,滋养了印度的建国根基。

故事说完了。

“甘地”这个词被神化,又不断地被污名化,历史的公道世人自有评价。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圣雄教导的博爱、怜悯和勇气,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应当称颂的伟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