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之后无中国 宋朝的几种误读:“厓山之后无中国”论是偏狭的
宋朝立国年代长,史料存世数量大,未经全面占有,缺乏深入研究,仅凭个别记载,便下全局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以下几种误读,当前亟须纠偏。
一、过度美化宋朝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宋朝确实出现了新气象,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
误读者却往往抽离大前提,不分时段区域,混淆现象本质,将若干新元素绝对化、普遍化与一贯化,进而作为过度夸饰的支撑性依据,其结果必然有违历史实相。
先说社会经济。
有误读者将宋朝说成农民“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显然未能细读描绘农民疾苦的大量诗文。
宋朝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虽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国家对其控制与盘剥并未放松;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生产关系的松绑,他们的生活在总体水平上尽管比前代有所提高,但总不能将宋朝绝对美化成“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次说言论环境。
宋朝士大夫官僚确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他专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
误读者不论前提与时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显见是大谬不然的。
再说士风名节。
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作育出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
在良好政风下,例如北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独秉操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节概可谈,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二、无关中国模式
反观过度美化宋朝者,大多是历史爱好者以偏概全、以一驭万的认知性误读;但也有极度美化者径将宋朝政治等同于当下的中国模式,则是有意以历史背书现局的政治性误导。
如前所述,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专制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专制集权。把宋朝政治误读为现今中国模式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有意无意地忽视君主专制这个大制度,而处心积虑地美化某些小制度。
误读之一
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有新旧党争,有人将其说成“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与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用以论证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
这种说法把古代帝制下两党轮流辅政与近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混为一谈。一字之差的症结,旨在抹杀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在大制度上的本质差异。
误读之二
宋孝宗与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继皇位,有人将其曲解为政治上“‘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开放性”。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因君主绝嗣而旁支承统的权变做法,并非宋朝独有,如今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实在匪夷所思。君不见,皇权依旧在赵姓皇室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权开放”从何谈起!
误读之三
有人把宋朝对皇权及其决策程序的相对制约,解读作“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
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就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误读之四
更有甚者,有人声称:“令全世界疑惑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宋朝政治的核心理念:超越利益集团。”
说宋朝国家政权已经超越利益集团,是“一个高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存在”,这不仅缺乏关于国家权力的政治学常识,更经不起宋朝政治诸多史实的有力否证(见本书文章《宋朝能为“中国模式”背书吗?》)。这种“古为今用”式的误读,与其说唱红了宋朝政治,毋宁说拉黑了“中国模式”。
三、“厓山之后无中国”吗?
厓山决战事关宋元易代,既是宋朝最终谢幕,也是元朝统一完成。近年以来,“厓山之后无中国”论甚嚣尘上,笔者也在公众讲座上常被问及对此说的看法。
这一说法出于何时何人已难考实。倘若将其置于宋元易代之际或易代之后,折射出南宋覆亡后汉人遗民的故国情怀,应是前述宋朝新儒学表彰民族气节的直接产物。宋元易代作为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宋入元的宋朝人倡为此说,当时自然有其历史正当性,否则何必表彰民族气节,强调爱国主义!
但时至今日,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就必须立足于今天中国的立场。正如历史学家谭其骧所指出:“一定要分清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
要之,中国史应该包括现今中国境内所有政权与民族的历史,既不能等同于汉族史,也不能将历史上中国跟历代中原王朝,尤其跟中原汉族王朝划上简单的等号。中国,作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与文化概念的复合体,其内涵本身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
即以宋朝立国三百余年而论,这一时段的中国不仅指宋朝,还应包括辽、夏、金、蒙,以及相继并存的大理、吐蕃、西辽、回鹘、于阗、黑汗等民族政权在内。当时,宋、辽、夏、金分别将对方视为外国,但各政权之间又无不主张“天下一家”而自称“中国”。
元朝修前朝史,三史并列,一视同仁地将宋、辽、金作为中国境内的并列政权,也借此表明元朝自视为中国的当然继承者。准此而论,当下还在尊奉“厓山之后无中国”论,则完全立足于宋朝人的立场,把政治中国的内涵局限于中原王朝,把文化中国的进程终止于宋朝文化,表现出大汉族主义与大宋朝主义的狭隘倾向,既与民族平等观格格不入,也与历史发展观南辕北辙。
“厓山之后无中国”论,与后人对宋朝的高估与对元朝的偏见息息相关。倘若理性地把视野放宽到晚唐至元初的大中国范围,宋朝尽管结束了晚唐以来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相对统一的中原王朝(南宋尽管偏安,仍可借其特定涵义来指称它),但先与辽、夏,继与金、夏成并存之势,以致有史家称之为“后三国”或“后南北朝”,显然不能视宋朝为大一统王朝。在这一长时段里,宋朝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凸显在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层面。
相比宋朝,元朝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上确有局部性的倒退。但是,元朝继唐朝之后再次成就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最终完成了宋朝未能达到的统一大业。
在元帝国的大平台上,包括汉族、蒙古族在内,境内各民族实现了空前的交流,构成中华民族融合进程的重要时段。而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王朝,在如何应对不同民族板块的互动关系上,元朝也留下了独特具色的政治遗产。所有这些,本身就为中国内涵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成为中国历史不可缺失的大环节。
而“厓山之后无中国”论(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明亡之后无华夏”论),偏狭地认定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随着南宋覆亡而戛然终结,完全无视中国与中华民族都是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中华文明也处在不断变化与丰富的复杂过程之中,而元明清三代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必然延续(这种延续的是非得失虽不妨深长议之,但这种延续不仅是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无计回避的命运,而且也汇入了复杂变化的中国内涵)。
这种论调,不仅误读了宋朝,也误读了历史中国与当下中国的内在关系,必须理性剖别以正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