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台大 傅国涌:“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恰逢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高涨,他和罗家伦等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在《新青年》发表许多文章,名动一时。

1919年5月4日,他是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同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历史、数学和实验心理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代理北京学校长等,他主持安阳的考古发掘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1949年1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以炮轰炙手可热的权势豪门孔祥熙、宋子文,被誉为“傅大炮”。]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适的泪为何而洒?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屈万里回忆,他曾听说那时傅斯年身上经常带着安眠药,预备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1],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夜难成寐,并不是为自杀而准备安眠药。

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实际上这个决定11月就已作出。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其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语成谶。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的。

台湾大学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时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将1945年光复之日算是校庆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时才迎来了第四次校庆。他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这不仅取决于他的干才,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了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的《国立台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议通过一年半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

”[2] 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

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他说这些都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亦”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做去。[3]

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4]他深知,“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的好,决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5]

当然,“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6]所以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

五四时代,他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时光,风云际会,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终于和师长陈独秀、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开创了新时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以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

在他短暂的55年人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

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前,他做过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并不是个生手。他有着让胡适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如今走进台大校园,还能找到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有学者说:

“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来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卫者,三十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湾大学时,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校长,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这些自由。

所以他才会骄傲地对人说:“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与大陆情形不同,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对大陆之亲苏不同),亦无‘大课’(大课是毛泽东主义)”。[8]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

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竽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12]

对有钱人子弟,以台大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认为这是浪费教育资源,退学固然不能禁止,但在发给证件上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规矩。10月12日发布的布告就是专门防止有钱人子弟“任意来去”的。[13]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14]“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阐述大学精神、他对大学见解的专书,因为事务繁忙,终究没有写成。但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观点。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

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15]“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16]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或“寻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

“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

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番木瓜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是的是“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陆,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作到释迦牟尼或耶苏基督或林肯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19]

“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20]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是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学生左倾严重,校园里扭秧歌、撒传单时有发生,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

另一方面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据陈雪屏回忆当时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21]劳累过度成为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将他们拘捕,并进校抓人。据包天笑日记,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对此,身为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无可奈何,为了保护学生,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4月7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当时省主席为陈诚),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二、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三、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四、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22]

傅斯年不断地要求当局“依法处理”,也就是从法律途径上努力,他内心的痛苦旁人是无法体会的。当时国民党残余政权尚未迁台,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密,白色恐怖还没有正式揭开帷幕,岛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也和大陆一样此起彼伏,校园里跳起了秧歌舞,有学生还专门写下《为什么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烂漫。

傅斯年却深知其中的险恶,他也曾协助国民党当局将一千多名左倾学生遣返大陆,功过是非,后人自可评说。有人说他的“可爱之处”是,他与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向蒋介石要经费,上一次草山(后改名阳明山)必满载而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