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陶勇核心提示:最近两天,沉渣泛起,网上出现一阵喧嚣声,有人鼓捣三尺不烂之舌对一些既往旧事再次妖言惑众。那么,我们就让真相大白天下,这里我们奉上一些从未面世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充分说明柳传志是怎样暗箱操作上市、挪用公款给港商,又怎样谋划陷害孙宏斌入狱等等。

长期以来,由于柳传志利用广告发布权操控媒体的宣传,使当年的“倪柳之争”蒙上一层雾霾。“倪柳之争”的真相是,作为联想集团企业董事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

之后,一场纷争产生,最后,倪光南被邪恶势力逐出联想。
“我第一次接触香港联想的上市文件是1993年10月8日的招股书第三版(文件上重要数字都打着***号)。

而我知道中科院有位副院长当时因享受这一‘待遇’而拒绝在联想上市文件上签字,后来,柳传志拿着中科院院长的签条找到那位副院长,他才签字。”倪光南如是说。
本文最后附上1993年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记要,中行贷款与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会议记要,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八院士给中科院领导的信及中科院的答复,2000年的**意见及中科院的答复,联想董事会99年8月解聘倪光南的决定,表明曾茂朝、倪光南二人事先并不知道私下贷款给港商的证明等等材料。

2014年7月中旬之末,注定是躁动不安的日子。
2014年7月17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警报:超级强台风“威马逊”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袭来。18日,“威马逊”登陆中国南方地区,肆虐海口,风魔过后,一片狼藉……
在中国北方,帝都的两家媒体——腾讯财经频道与《绿公司》杂志也热热闹闹地演绎了一出“二人转”:有道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尤其是《绿公司》杂志粉墨登场后,留下的一阵鼓噪与喧嚣……
“倪柳之争”真相遭演绎
2014年7月17日,腾讯财经频道《抉择》推出第一集视频节目:“‘教父’柳传志的艰难抉择——联想30年,不得不说的往事”。

在腾讯财经采访中,柳传志侃侃而谈,把“1994年”定义为自己三十年间最艰难的时刻。而屏幕上伴随的是一行行字幕:“1994年前后,曾做出巨大贡献,担任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决心创造新的技术制高点,试图寻求芯片技术上的突破。

而已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年的柳传志则反对过多投入,他希望在电脑组装生产线上‘赌一把’。倪柳关系迅速恶化。” ……
2014年7月18日,《绿公司》杂志推出第二十五期封面故事:《重生,一九九四》。
在第二篇《噪动的青春》中,开篇引用英国著名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经典名句:“浅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

”然后,有几段关于“倪柳之争”的演绎文字:
“一九九四年,是柳传志的‘关键时刻’,有两个严峻的坎在等着50岁的他。”
“第二个是‘路线坎’。联想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柳倪之争’,这一分歧后来被这样总结:柳传志的路线是贸工技,贸易优先;倪光南的路线是技工贸,技术优先。

路线之争后来升级为意气之争,有人匿名检举揭发柳传志,理由很吓人:在与香港公司的合作中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回望来路,柳传志甚至把联想的一九九四年与中国的一九七六年相提并论。他认为,对于自己和这个国家而言,一九七六年是绝处逢生;而一九九四年的峰回路转,是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

没有一九七六年,就没有联想成功的外部环境;没有一九九四年,联想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历史存在。”
“创业整整十年的联想,在那一年,面临的‘青春期烦恼’远不止这。在整个九十年代,柳传志把十余个年轻人送进了监狱,其中就有孙宏斌。监狱出来后,孙宏斌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和柳传志握手言和。

孙妻听说他与柳传志聚会后,眼泪禁不住默默地往下流,说你忘了受的苦吗?孙什么也不说,只是沉默。一九九四年,孙宏斌创办顺驰,向联想借款,柳传志当即借出50万元。”
……
这里笔者需要指出,“倪柳之争”并非“技术路线”之争,更无《绿公司》杂志声称的“有人匿名告状”——事实上,倪光南先生光明磊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程序规定进行“告状”,因此从来都是采用实名、注明单位、职务、地址等身份信息。

《绿公司》杂志之所以信口雌黄,事出有因——这份杂志由中国企业家级俱乐部主办——柳传志为该俱乐部理事:
《绿公司》杂志罔顾事实、混淆视听、欺骗公众,置公信力于不顾,已经沦落到职业道德底线之下。

为此,需要正本清源、还原争相。
下面,笔者披露大量相关事实、文件让读者鉴别真伪;也欢迎《绿公司》杂志与柳传志本人对我披露的材料评头论足、一辩真伪!
552.58万美元哪里去啦?
对于柳传志来说,“浅水是喧哗的”;而对倪光南而言,“深水是沉默的”。

当年,顾忌到联想以及中国大陆企业的国际形象,为了避免联想及中国大陆企业在香港上市受到负面影响,倪光南拒绝记者采访,没有向社会公众披露“倪柳之争”个中详情。

反倒是联想(柳传志)向媒体公开“倪柳之争”的有关“事实”,利用媒体大造声势。从此以后,春风得意的柳氏洋洋自得、狂领风骚,长期以来高调登场出尽风头,以中国“IT叫呼”之噱头天下招摇。

目前,坊间流传的“倪柳之争”版本均来自始作俑者柳传志。
倪光南在被免职后,仍顾全大局,没有向来采访免职内情的北京青年报记者透露一点事实,只是说等到有一天时候合适了再披露详情。于是,倪光南为《北京青年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软件十年后是世界佼佼者吗》(发表于1995年7月5日):
那么,时值今天,是什么让柳传志三十年还不能把“倪柳之争”坦然淡化?是做贼心虚?是良心不安?还是国家反腐局势带来的压力让他难以释然?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

让一切昭然若揭、所有事实都呈现在阳光之下,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将丑态毕露!
“所谓‘倪柳之争’一开始就是柳传志制造的掩饰真相的谎言,接下来他就得不停地用一个谎言去遮盖另一个谎言,于是,就产生了一连串的谎言。

”冉志江是我国最为资深、著名的法律工作者、律师之一,也是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之一。前不久,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针对中国现代科技史上著名的“倪柳之争”公案时,一针见血地做出精深评判。
“‘倪柳之争’的真相与实质是:作为联想集团企业董事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于是,一场纷争产生。

” 冉志江器宇轩昂、话音铿锵有力!
现在,让我们穿越到20多年前,近距离考察这场海内外瞩目的中国现代科技公案之来龙去脉。

1988年4月,北京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技转公司)与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人)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集团,股本90万港币,中方67%,港方33%。

依托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和北京联想在国内的保底市场、技术和商誉等等,并因北京联想在业务合作中对其实行让利,香港联想迅速发展。
1989年3月,香港联想推出联想286微机出口取得成功,此后微机板卡出口量大幅增长。

1992年10月15日,按照1994年1月15日发行的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1992年10月15日北京联想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明增资9890万港元(合1270万美元),港商增资10万港元。这时,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1亿1千万元。
同一天,南明与导远签订合同,借贷给港商552.

58万美元,借期两年,年利6%。但该合同没有说明借款用途,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上对此没有记载。
在采访中,倪光南告诉笔者:“我首次接触香港联想的上市文件是1993年10月中旬,马雪征叫我写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英文简历,这时,她给我1993年10月8日招股书第三版(这一文件上重要的数字都打着***号)。

而我知道中科院有位副院长当时也享受这一‘待遇’而拒绝在联想上市报告上签字,后来,柳传志拿着中科院院长的签条找到哪位副院长,他才签字。

”
1993年4月14日,中国银行批准给北京联想专项外汇低息贷款3000万美元,用以“进口有关元器件,生产微机板卡出口”,规定必须“专款专用,不能挪作它用”。

借款是一年期,以后每年北京联想都还旧贷款又续签新的借款合同。
几个有关上市的蹊跷会议
1993年6月14日柳传志主持召开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香港联想情况”,但除了说要“加强对香港工作的支持”,“加强财务监控”以外,没有谈及香港联想上市的任何情况。

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的其他会议上也都没有讨论过香港联想上市问题。
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会召开财务工作会议,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借给导远,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这在招股书上没有任何记载。

1992年的增资扩股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约11000万元,上市后原三家股东共持股4.848亿股,因此增资时的每股成本价约为0.23港元。
中国银行给北京联想的贷款文件和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会议记要,记载了贷款用于港商负债持股的做法。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港商得到2.08亿股,技转公司实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仅得0.15亿股。

上市后的股份比例中方从67%变为40%左右。上市发行价1.33元,由于超额认购达405倍,北京联想员工和其他股民买股票的成本价约为2.2元。上市当天股价升至2.2元。
倪光南发现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
上市后倪光南通过调查发现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的问题,从1994年上半年起即实名(从未匿名)向上级反映。

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免职,中科院一个局长宣读中科院调查组“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岐的情况通报”,称“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同志所提的意见,大部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

此后倪光南实名继续向上级领导反映,并一直呼吁及时追回非法给港商的贷款,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1995年7月3日联想报关于免除倪光南职务的报道:
在“国退民进”后,吕谭平等变成与北京联想并起并坐的大股东,香港联想破天荒地连续二年(1995年4月—1997年3月)出现巨额亏损,合计达二亿五千万港元,1996年公司财务无法周转,靠国家巨额贷款渡过难关,港商未出一分钱支持,未承担任何风险。

由于香港联想的“AST总代理”业务因北京联想销售自有品牌PC而衰落,海外板卡业务因连续二年亏损而大伤元气,香港联想已无从恢复嬴利能力,变成“鸡肋”,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

由于杨元庆领导联想微机取得了亚洲第一的业绩,再加上当时股市大势有利,北京联想具有极好的上市前景。但柳传志不采用北京联想单独上市,也不买壳上市,而是在港商负债持股的情况下,决定将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

倪光南闻讯后实名向上级反映,希望立即纠正因“负债持股”造成港商侵占大量国有股的情况,认为“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
1997年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后,股价不断上升,2000年3月6日最高价曾升至70港元。

由于港方已退出香港联想,可自由买卖股票,离开联想时,港方按每股1.33元抵债,化了0.32亿股,最后净剩1.76亿股(香港联想股票一分四后,相当于7.04亿股),所以这些股票套现后有可能得近百亿元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