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妻子 白重恩:不是一下子给予所有行业和企业扶持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委员:

实施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要做好有减有增的调控,不是一下子给予所有行业和企业扶持,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高效企业得到更好发展,让占据大量土地、金融等资源的“僵尸企业”退出,只有这样高效企业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经济的供给效率和水平才能得到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期望某一项或某几项政策解决所有问题,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稳步实现新老动能的转换,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整体提升。

本报记者 吴秋余整理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代表:

新旧动能转换正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双引擎——旧引擎在发生作用,新引擎也在发挥作用。长期看,新引擎一定压倒旧引擎,而动能的转换核心,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要发生转化。

长期以来,我们驱动经济发展的传统引擎比较多的是劳动力、土地这些传统要素。现在用新要素,也就是新技术、新资源等,这些是软要素,但它们是硬实力。

比如数据、互联网、云计算,这类新要素驱动了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新业态。新要素推动传统经济转型,新增长点不断涌现。中国经济在调整过程中肯定会有阵痛期。但所有的“新”,包括新动能、新要素、新业态、新结构等,最终都能让我们获得新生。

本报记者 曹玲娟整理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王文京代表:

全面实施营改增,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表明了政府鼓励支持企业发展的坚定决心。

企业的负担少了,可用于研发、生产、营销等经营活动的资源就多了。在新的发展阶段,整体的经济发展面对很多挑战,很多企业确实存在着经营困难,政府从财税政策的角度采取有力措施,对于鼓励企业持续发展是一个正向的促进。

当前,实现经济转型也好,保持6.5%—7%的GDP增速也好,最终还是要通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要让投资者敢于投资,让消费者敢于消费,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营造好的环境,企业自身更要在产品创新、商业模式、企业管理方面不断加强和提升,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力。

本报记者 王昊男整理

甘肃省定西市委书记张令平代表:

近年来,中央和省市政府不断深化改革举措、推进简政放权,取消、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权限,效果逐步显现。政府通过公开权责清单、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优化精简办事流程,降低了行政成本,方便了公众办事,激发了企业积极性和创造性。

作为甘肃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定西市从去年开始,着重尝试在农村推行综合行政执法“一站式服务”,在各乡镇、街道设立综合执法所,整合食药检、国土、工商、文化服务、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监管服务中心全部职能、职责,同时,对医药卫生、环保、安监等领域的行政执法权进行再整合,成效初见。

这些改革举措,减少了执法队伍种类,使执法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实现了执法重心下移,解决了重复、多头执法问题;整合了执法力量,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今后将继续做好改革试点工作,激发社会活力。

本报记者 曹树林整理

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粤梅代表:

在当前科技先导、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创新的作用得到了空前强化,并升华为一种时代精神。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也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生命之源。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只有将创新融入所有员工的“精神毛孔”,融入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用今天的自主创新应对不确定的市场风险,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个企业要成为百年老店,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创新是最重要的因素。过去一年,我们企业的利润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如果没有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没有创新文化的深入人心,这是难以想象的。

本报记者 程远州整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委员:

推进城镇化、特别是新型城镇化,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扩大内需最主要的潜力,也是拉动经济的最重要引擎,可以说,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头戏。

农村人口进城的过程中,会带动一系列需求,比如住房、医疗、教育、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农民进城后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将直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要继续突破体制机制壁垒,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出普遍国民待遇的人口自由流动、自由择业的政策。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特别是要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公开性,促进“多规合一”。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促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等方面的协调,这样才能进一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使城镇化真正成为“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朱少军整理

青海省海东市副市长韩永东代表:

农民工要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首先必须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把子女带进城,是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的先决条件,更是“挣钱顾家两不误”的必要保证。只有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农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

其次,必须确保农民工在城里有房可住。在新常态去库存的经济大环境下,各地政府应结合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工程,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及其父母子女的居住问题,为农民工在城内有房可住创造必要条件,老人、孩子才能被带入城市。

最后,必须大力推动农村地区产业化发展,就地、就近实现城镇化。各地政府应结合地区特色,进一步加大城郊、农村地区农业园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力度,同时提供必要的金融和信息服务,为农民在家乡周边务工增收提供条件;还要通过培训,提升他们自身的技能和素质,让农民工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和就业。

本报记者 王 梅 侯云晨整理

陕西省发改委主任方玮峰代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全球生产链上的一环,更是最广阔、最稳定、最持久的市场。

西部要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热土,一定要抓住“一带一路”这一重大机遇。西安是传统的内陆城市,近年来通过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的建设,以及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等合作平台的建立,一跃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城市。

抓住“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城市自身发展至关重要。首先,要自觉提升国际化水平,尽快和国际标准接轨。外商企业要来,首先会问问国际学校、国际医院怎么样?有没有国际社区?这些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西部相对落后,需要加快完善。

其次,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加大对重点企业招商引资的力度。陕西“十三五”规划的开放布局,就是向西、向东、向南分别加强和中亚、韩国、东南亚的合作,一直延伸到欧洲。再者,加强法治城市、诚信城市建设,为外商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让人家想来、愿意来、留下来。

本报记者 张丹华整理

安徽省马鞍山市委书记张晓麟代表:

为政之道,民生为本。民生工程已成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工作品牌。真心诚意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才能赢得群众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作为资源型城市,马鞍山近年来面临经济总体下行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双重压力,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较小,各项支出压力加大,但是马鞍山依然坚持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深入实施民生工程,从一件件具体事情做起,干一件、成一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十二五”以来,马鞍山先后实施了73项民生工程和实事项目:推进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村村通上公路用上自来水;大力促进创业就业,累计新增就业30.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成为“全国创业先进城市”……这些实事,无不让群众拍手称快,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本报记者 何 璐 孙 振整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委员: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如果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改革要承担风险,创新也可能失败。在强化督查问责的同时,更应该为敢于创新、勇于求变的干部提供必要的保护和保障,不能因为暂时没有看到改革创新的成效就全盘否定。

科技领域也是如此。任何科研活动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最终目标的达成是前期不断试错的结果。现在看,普遍缺乏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比如,在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难免有阶段性挫折,需要客观分析预期目标没有达成的原因、后续的研究前景、能否持续性支持等。有些科研人员反映,如果一个课题立项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下次课题经费就可能申请不到了。

因此,宽容失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还需要有后续的实质性支持、制度性保障。科学研究必须有长期稳定的支持,才能出大成果,急功近利是不行的,需要有长远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