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作品】屋檐荐听 | 王安忆: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
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
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
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我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
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作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作者
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当代作家、文学家。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2017年12月,凭借作品《向西,向西,向南》获“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的中篇小说奖。2018年9月,王安忆所著长篇小说《长恨歌》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10月,王安忆著《向西,向西,向南》获“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