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 · 福柯之死

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当代最出色、最具吸引力、最受关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仅仅诉诸于文字,而且也在他一生都在进行的“极限体验”中得到了体现。同样使我们印象深刻、深受吸引的,不仅仅是福柯优雅、流畅的遣词行文,具有冲击力的思想观点,还有他独具特色、极为丰富、引人注目,同时也备受争议的人生经历……

詹姆斯 · E. 米勒(James E. Miller)在《福柯的生死爱欲》中以断片式的思想蒙太奇展示了福柯的一生。1984年,福柯越过了他生命最后的界限——死亡。对于福柯的生命,死亡,是这件艺术品的最终完成,是他生活抒情内核的刹那绽放。苦行与越界,赋予这生命以强度,这强度令人动容,也向人发问,我们将如何面对界限,去找寻另一个自己······

本文节选自《福柯的生死爱欲》(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福柯之死

文

詹姆斯 · E. 米勒

来源

《福柯的生死爱欲》

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享年57岁。其时,他或许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书、文章和谈话录被译成16种文字。社会批评家把他的工作奉为试金石。许许多多学术领域的学者们都在极力弄清他的经验研究的意涵,都在深入思索他提出的那些抽象问题,如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如道德责任的起源和现代政府的基础,如历史探寻的特征和个人身份的本质。

十多年来,他那漂亮的光头一直就是政治勇气的标志。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由于他敏于批判,矢志于揭露权力的滥用,敢于响应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我控诉!”这一昔日的战斗口号,福柯在他的崇拜者的心目中,已取代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而成为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

他死得很突然

他死得很突然。6月初就已在他的巴黎公寓里一病不起了,可是人们却盛传他在复原。当时他正年富力强,处于才能的巅峰期。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人们翘首以待的性史才刚刚又出了两卷。

在法国,他被视为国宝。总理为他的死发布了悼念讣告。《世界报》(Le Monde)、《解放报》(Libération)和《费加罗报》(Le Figaro)均在头版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解放报》的周末版竟以十二版的篇幅出了一期特别副刊,详细介绍了这位伟人的生平和著作。举国上下的传播媒介都洋溢着一片赞誉之声。

在新闻周刊《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上,编辑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对福柯发出这样的赞叹:“他的才智宽广无垠,拥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的判断之严谨,有时几近苛酷。”著名古典学者保罗·韦纳称他的工作是“本世纪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 。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位可能是法国当时还活着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也颤颤巍巍地向福柯的亡灵致敬,称他为“他的时代最辉煌的思想家之一” 。褒奖之辞铺天盖地而来,赞美者中既有学者和艺术家,也有内阁部长和正在变成老人的毛主义者,还有工会领袖和刑满释放犯。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明显的虚情假意,只需把这些赞誉之辞排列一下,就不难看出福柯在社会上拥有何等的影响了。

“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由讣告可知,福柯是因他在60年代发表的著作而开始成名的。他在《疯癫与文明》(Folie et déraison)(1961年出版)中指出,人们对于精神错乱的看法在1500年以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却被当做病人关进了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

这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这个论点更广的含义只是在数年之后才为公众所看清,因为那时福柯这本书已被一个“反精神病学派”团体奉为经典。

拉英(R.D.Laing)、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和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早在1961年,一些杰出的法国批评家和学者就对福柯大胆的论点、高质量的学术和优美的语言,表示过赞赏。他的名望开始在法国上升。而随着1965年《疯癫与文明》英文版的问世,他又开始蜚声海外。

第二年,即1966年,福柯发表了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该书在法国引起轰动,成了一本令人瞠目的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他对18世纪和19世纪经济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作了大胆的比较研究。

尽管常常不易读懂,但全书新词叠现,妙语连珠。而其中最有名的,还是该书的最后一句话,它断然宣布“人”很快就会消失,“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福柯用这句话,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那样,预告了“人”的死亡。正是这句话所引起的争论,使福柯第一次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

但福柯的名望上升到顶峰,还有待于1968年5月事件发生之后。那一年全世界的学生都在造反,事后福柯便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恒常的热情。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例行公事般地评论时事、签署请愿书、参加游行示威,每遇不平即拍案而起,为所有可怜的、无权的人——如法国的囚犯、阿尔及利亚移民、波兰工联分子、越南难民等仗义执言。

与此同时,他登上了学术声望的又一个新高峰:踏着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他自己的导师让·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的后尘,他于1970年当选为法国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

在后来的这些岁月里,福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大约就是他的那种“权力”概念。他公开承认尼采是他的榜样和先驱。像尼采一样,他所理解的权力,并非一定分量的物质力,而毋宁是某种在每个活的机体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这种能量流的无定形的流动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扼制,这些条条框框,除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内省习惯和知识体系。

他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于1975年在法国出版。这或许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了。在这本书里,他运用上述权力概念阐述了现代监狱的兴起。虽然他像通常一样使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他那别出心裁、狂放不羁的论点又一次震动了人们。

《规训与惩罚》

作者: (法)米歇尔·福柯

译者: 刘北成 杨远婴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9月

在监狱制度中注入“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的做法,实际上是个圈套:正因为它成功地柔化了体罚的外观,使其变得不再那么严酷,现代监狱才集中体现了一种谦和的、基本上无痛苦的强制,而这一般说来正是现代世界典型的强制形式。

福柯抨击说,从学校到各行业,从军队到监狱,我们社会的主要惯例体制表现出邪恶的效能,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将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群。

尽管福柯只是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明确地谈到权力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始终都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他的全部著作,从《疯癫与文明》开始,都围绕着同一个轴心,即一套杂乱纷呈的关系。

作者: (法)米歇尔·福柯

译者: 刘北成 杨远婴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9月

人们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行使着权力——有时经过认真思考,但常常是肆意为之。经常在他的书里出入的人物们演出着一场象征无休止统治的寓意剧——从绞刑吏拷打凶犯,直到医生禁闭狂人。

社会难道真的能够摆脱权力的魔爪而获得解放吗?所有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到萨特——都做过这种解放之梦。然而,如果认真读读福柯那部无所不包(而且还未写完)的性史,我们就会发现此梦简直无从实现。

在本书引起争议的第一卷(1976年出版)中,福柯驳斥了那种认为现代文化是性压抑文化的流行观点,但他提出的新观点却更加令人不安:行使权力的快感被逐出“驯顺团体”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性幻觉中重现,爆发为“权力和快感的永恒螺旋运动”,促使新的性反常行为疯狂增长;这些性反常行为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有的有益,有的有害。

难怪福柯把死亡看作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惟一的特赦形式。他在1963年用一种典型的格言式自白宣称:是的,死于“性病”,无非是在从事“耶稣受难式的活动”。那是赋予一种怪异得令人作呕的生活“一副不可变换的面孔”。福柯还套用人们在赞美十字架上的耶稣时使用的语式,称赞为自己的色情活动而殉身的人所显示的,不是天国上帝永恒的荣耀,而是“人的抒情诗般的内核,他的隐形的真实,他的可见的奥秘”。

这位哲学家,就像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小说中某个虚构人物一样,或许也会这样预先评论过他自己的死可能包含的意义。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福柯每一部作品都那样惊世骇俗。

1984年6月29日上午,福柯去世四天后,已故哲学家的朋友和崇拜者们聚集在硝石库医院后面的一个小院里。他们前来参加一种法国传统的遗体告别仪式。那是棺材被搬离太平间的时刻。这种仪式常常是人们相互问候和逗乐的场合。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小院里鸦雀无声。

至少有一位著名的送葬者后来承认,他当时“模模糊糊地有点窘迫,想离开那里,但又只想偷偷地溜走”。然而在那水泄不通的人群里,这简直就不可能。关于这次仪式的消息,起初只通知了朋友们,但后来被《世界报》公开了。结果来了好几百人,而那院子太小,无法宽松地容纳这么多人。

老朋友们对于如何记录这一事件感到不大清楚,便挨挨挤挤地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雅克·德里达来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著名的同事也来了,其中有保罗·韦纳、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研究古代宗教的历史学家,他为推进福柯的事业而做的工作绝不少于任何一个人)。

身为作曲家的福柯的另一位老友皮埃尔·布雷(Pierre Boulez),还有法国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特尔(Robert Badinter),都前来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

现已无声无息的左派斗士和旧情人、亲朋好友、著名出版商、影星挤在一起。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西蒙娜·西尼奥雷(Simone Signoret)这两位常在游行队伍中和福柯并肩前进的老行动主义者,也都出席了仪式。西尼奥雷显然受到了很大震动,表情悲伤。事实上,许多人对福柯的猝死都缺乏心理准备。

吉尔·德勒兹

人们等待着棺材出现。那一片肃穆,本来就已令人窒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变得愈益凝重。

在院内靠近停尸房的一个角落里,吉尔·德勒兹登上一只小箱子,开始用一种颤抖的、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读一份文件。

文件里的那些话是德费尔挑选的,摘自福柯性史第二、三卷的那篇干巴巴的序言——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这些话很像是一种概括,阐明了这位大思想家投身极限体验的“耶稣受难”举动究竟妙处(亦即苦处)何在:

人们会说,这些同自己玩的游戏只需在幕后继续;这些游戏至多只是那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准备工作一旦有了结果就会自我抹消。但是,既然如此,当今的哲学(我指的是哲学活动),如果不是关于它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又该是什么呢?而且,如果这种哲学仍只在乎证明人们已知的事物有理,而不在乎去弄清楚怎样和在什么限度内有可能用异样的方式思考,它又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