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孝正高考 周孝正:倡议废除高考的高考抉择
周孝正:1977年考取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倡议书:3840元与青春
媒体喜欢用这样轰轰烈烈的笔触把周孝正和高考存废联系起来:1966年,19岁的周孝正作为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一员,和全班同学一起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一封《废除高考倡议书》,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而后高考被废除。
然而今天周孝正再谈往事,一切都轻描淡写。“那封倡议书,是当时班上几个学生牵头写的,跟我完全没有关系——这件事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学生说了算,即使我们不写,也会有别的人写,这些已经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他不肯回答当时究竟“想不想废除高考”的问题,“你想不想都没有用。”他说,“后来高考就废了。”
接下来的10年,周孝正用3840元来概括。“1968年到东北农垦总局852农场,在黑土地上干活,我记得很清楚,每年每个人发384元,十年,是3840元。”说到这里,他的言语中有隐隐的无奈,“我们那批人都这么说——3840元,买了我们10年的青春。”
那10年的经历无法用简单的“痛苦”或“幸福”来形容。“什么叫幸福?”他反问,“在农场,能吃饱,吃上白馍,每月有32元津贴,可以买1元一罐的水果罐头,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记忆中的幸福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最低要求,比如干体力活,扛粮食就幸福,因为粮食比化肥轻,还干净;毒日头底下种庄稼,没有蚊子、小咬侵犯,就心满意足。
恢复高考:只是“推迟的午饭”
我们曾经设想,周孝正当年经历了《倡议书》一事,10年的知青生活异常艰难,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定兴奋异常。“没有什么激动,那些都是别人瞎写的。”周孝正认真地解释,“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人问我考不考,我回答说还没想好呢。于是那人就说,你得站出来让党挑选呀!于是我就报名了。”
如此的平静令人匪夷所思。周孝正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12点该吃午饭了,你错过了,晚几个小时,还是照常吃——难道吃到了推迟的午饭你就很高兴?我那时已经30岁,觉得这一切都顺理成章,不过是推迟了12年——中国应该走向正常了。”
我看高考——叶兆言
“高考对我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我不是个善于与别人打交道的人,我喜欢考试,毕竟这个相对公平。考试可以让你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一场考试不能改变人,不对,完全改变人,也不对。人生需要一系列的行动来证明,要不断地努力。一个考试能吃一辈子,这个绝对不正常。文凭是可以蒙人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这样。有时候,不讲究文凭是不对的,太讲究也不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能因为一个考试,就盲目地定下了终身。”
回首30年·志愿
穿越理想 回到现实
高考是很多中国人人生的转折点。面对高考,每个考生都需要做出选择,除了是否报考外,最核心也最有艺术含量的选择无疑是高考志愿的填报。
听过不少过来人讲过自己的高考故事,自己也曾选择过,今天又年复一年地守望着后来者填报志愿。一个明显的感觉是:穿越理想回到现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生多半凭借一己之兴趣或爱好选报志愿,似乎只询问内心不打探出路,于是能看到文史哲等今天的“冷门”专门在当时成为大热门;进入九十年代,当就业市场数据在报考的衡量因素越来越重时,志愿填报也瞄向就业前景好、现实回报丰厚直接的专业,于是经济、法律、金融等专业一度变得炙手可热。
不过高考志愿填报,除了精神层面的趋向吻合社会发展的主流外,更值得探讨或更实际的是填报技巧问题。说到技巧,首当其冲的是志愿填报梯度,问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届考生,身处高考恢复期的他们可能不太注意这看来“细枝末节”的问题。
不少考生第一志愿报完北大,还能把北航、南京大学等重点本科院校毫不犹豫地放在第二志愿,甚至这类学校还能“委屈”地塞进第三志愿。那个时候录取不像现在网上录取这么方便,往往第一志愿没录上,其他志愿很可能就被耽搁了,为此不少当年考生至今也感到遗憾。后来,随着不同志愿分数级差设定、二志愿录取规则的公开等系列措施的出炉,今天高考志愿填报技术已经比较规范成熟。
对于北京高考志愿来说,1989年、1999年和2000年三年是比较特殊的,实行考后填报志愿。不少经历过当时高考的专家介绍说,恢复高考30年来,其他年份都采取考前填报志愿的方式,其中,1989年和2000年的考生都是在知道自己分数和全市分数线的“相同背景”下填报志愿的。
但这两年录取都形成“两极”结果:一方面,考生容易“扎堆”,另一方面,招生学校容易“断档”。志愿分布的不平衡比其他年份更加突出。实践检验的结论是,考后报志愿在北京的实践是弊的方面多一些,而且考前填报志愿更适应高考改革的方向。晨报记者 罗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