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皇帝 安史之乱后 唐德宗和唐宪宗是如何压服藩镇的?
安史乱后,德、宪两皇帝都对跋扈叛逆藩镇采取相对强硬的压制政策,然其结果却大相迳庭。前者成了又一位唐代出奔天子,并将肃、代已萌的姑息主义作为施政主体,影响中晚唐甚远;后者却能有效地以武力依次制服之,使其归顺中央,造就安史后中央对藩镇控制力最强的时期。
唐德宗李适崇陵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一方面是至宪宗时,国家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足以作为用兵藩镇的资本,故未像德宗因中央军费不足以支持长期抗战,而屡次以赦免姑息终止战争,半途而废的作战不仅让之前的付出付之一炬徒增伤亡,也促使跋扈者的增加。
另一方面且更重要的是,宪宗中央策略的正确,那包含了:征讨先后顺序的选定,故防止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中央平乱的决心,即使有罢兵之议也未放弃;以及选任将吏和任用宰相的成功。这些原因,正是宪宗在接续德宗朝,以其失败因素为借镜,才能造就出这中兴之世。
德宗朝发生的以河北三镇为首的反逆行为,最后使德宗出亡奉天,起于用人失当。
唐德宗李适影视剧剧照
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世务,擅罢河北兵,使田悦(?-784)抓到离间其下牙兵与中央关系的机会,使之为己效命而非为中央,为田悦连诸镇之兵以拒命张本,是其从恭顺转为跋扈态度的起因。再加上第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781)卒,其子惟岳(?-782)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上不许。
若先不论结果如何,相较之下,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确实是比前朝都强势许多,对于这些跋扈节帅的心态掌握得十分清楚,命与不命至多只能推迟其叛逆的时间,终不能使其不乱,因此决意斩除之。只是有此心尚不足够,必待所有条件都符合的宪宗朝,我们才能看到中央有符合德宗强硬言论的举动措施。
唐德宗李适影视形象
这场维持一年的三镇联合叛乱,至建中三年(782)闰月,王武俊(735-801)杀李惟岳以成德降唐而稍稍平息。然,李惟岳平,诸将瓜分成德,但彼此对于官阶、分地、赏赐等意见不同,反而对中央怨望加深,成就了更多跋扈叛逆者。如朱滔(?-785)因未得到深州而从恭顺转为叛逆;王武俊本为中央杀李惟岳,如今却也不奉诏。
再加上田悦居中的游说,终演变成魏博、幽州、成德、淄青四道称王于北,淮西李希烈(?-786)称帝于南,南北呼应震荡京师。上虽发泾原兵救援,节度使姚令言(?-784)将兵五千至京师,却因赏赐过少引发泾原军乱,攻入长安,德宗遂奔走奉天。
姚令言等人共推朱泚(742-784)为帅占领京师,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李怀光(729-785)出兵屡败朱泚,却又拒命作乱,这一连串的叛变是为建中之乱。后虽有赖马燧(726-795)、李晟(727-793)等平息之,不过德宗经此次播迁心胆皆丧,往后只求苟安惟恐生事,“虽一州一镇有兵者,皆务姑息”。
建中之乱以后中央与藩镇的关系,以德宗兴元元年(784)于奉天行在所下的赦文,最能说明当时一面倒向跋扈藩镇的情况。德宗一国至尊将赦文,写得有如罪己诏,将一切过失全揽于自身。无怪乎此文一出,四方人心大悦,惟李希烈仍欲称帝、朱滔与朱泚连命,其余王武俊、田悦、李纳(?-792)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朝廷复以他们为节度,并令之平朱滔。
整起建中河北乱最终仍以诸人为节度使,长达四年的战争似乎毫无意义,只是宣告了中央无法铲除河北势力。德宗至此可谓将其原本对跋扈藩镇的坚决态度完全否定,比之他先前不许李惟岳袭位的言语,不过才四年,其作为皇帝的威势便消失殆尽。
德宗往后对藩镇抱持姑息态度还可从以下几件事看出。李希烈于淮西称帝,是为大逆不道,朝廷却于贞元元年(785)下令不讨而放任之:
“诸道与淮西连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仍委所在长吏,明在招谕,宣布朕怀。李希烈若能归降,待之以不死”、“希烈乱常,阻兵窃号,污胁士众,残虐烝黎。朕志在好生,诚深罪己,为人受耻,不忍加兵”。
陆贽画像
淮西问题一放就是三十年,一直到宪宗朝才处理。又,贞元九年(793)汴州李万荣(?-796)逐节帅,陆贽(754-805)屡上言不可与万荣节度,疾言:“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开谋逆之端。”
陆贽旨在巩固中央对节帅的任免权,然德宗终不听劝,仍以李万荣为留后。类似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在建中之乱后颇为多见,且不只是跋扈难制的河北,对其他镇亦是如此态度,无形中助长藩镇的气焰。
宪宗始用兵讨蜀(讨刘辟),以至威行两河。往后宪宗在位的十五年,就以有效的用兵策略,一步一步收回中央对藩镇的控制权。
唐宪宗李纯影视形象
元和元年(806)以九个月的时间平定四川刘辟之乱,为新皇帝树立了威信。
五年(810),因昭义卢从史(?-810)自袭父位,使乌重胤执而斩之;
同年张茂昭(762-811)入朝请除代,朝廷得易定。
七年(812),用李绛(764-830)之言不费一兵而田兴以魏博归,首变两河事。其后虽因恒冀、淮西两役并兴,国力不堪,而屡赦王承宗(?-820),但在斩杀吴元济(?-817)后,王亦纳质献地归顺中央。
唐宪宗景陵
宪宗在淮西用兵的成功,使承宗惧而恭顺;幽州刘总(?-821)见成德献地亦向唐;从德宗时就屡擅袭位的横海程氏也不自安,程权自请举族入朝。此时天下略已安宁,惟有平卢李师道(?-819)尚不安分,十三年(818)七月下诏讨之,次年师道为其兵马使刘悟(?-825)所杀,淄青十二州平,上割平卢为三道以分其势。至此从广德至今六十年,终于压服了地方势力。
唐宪宗景陵
宪宗在连年用兵的情况下始终保有强势态度,其在讨李师道时云:
动众兴师,诚有乖于至理,养灾蓄患,惧流毒于生人。敷信未化于穷凶,格物深慙于菲德。甫平寇难,遄务讨除,宵旰在怀,良深愧叹,庶将去暴,永用止戈。宣示中外,咸令知悉。
可以看到宪宗坚持的是以战止战,在他看来,一时的姑息并不会获得跋扈者的感激,而最后受害的总是百姓。因此他对于藩镇的跋扈叛逆举动总是予以严厉的惩罚,在宪宗朝实际作乱的节帅多已被处死收场,而所谓束身归朝可与之不死的优待很少发生。
或许就是这个强势态度,使得河北将帅皆忧惧而纷纷主动归降,即使是李师道在初闻吴元济被杀时,也曾忧惧不知所为,而听幕僚之言纳质割地请求原谅,后来才因他人劝说而反悔。然中央的强势并没有维持太久,宪宗死后朝廷又失去了对河北藩镇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