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电影桥 《德里纳河上的桥》是南斯拉夫人的灵魂
同时担任作家和政治家是一项危险的活动。政治与革命活动很容易让艺术家在创作时陷入局限性的思想论调。通常的结果是,作为革命家,他们会显得软弱犹豫;作为文学家,他们会显得格局很小,其艺术性也欠缺高度。
塞尔维亚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罕见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他在克罗地亚国内依旧被列入黑名单,他位于波斯尼亚的雕像在21世纪被当地人捣毁,但这完全是出于巴尔干地区民族情绪的渲染。而在伊沃·安德里奇本人的作品里,他的情感流露相当克制,这是史诗作品的优良品质。
《德里纳河上的桥》的叙事主体不是塞尔维亚民族或维舍格勒小城,而是围绕着它们缓缓运转的河流,其中流露着对和平与战争的悲叹,以及对河流两岸和解的希望与绝望。身为塞尔维亚语作家,安德里奇的作品里当然有着对本民族的眷顾期许,但若是仅凭此便像那些指责者所说的,将他归纳为一个“大塞尔维亚主义分子”,那世界上所有描写本国民族历史的作家,便几乎全都可以用“某某分子”一词来指称了。
安德里奇有参与民族独立事业的激情,而且这股激情从来没有升级为狂热。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安德里奇带着一批年轻人投身到政治事业中。他被推选为一个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进步运动”的首领。
这个秘密社团的任务并非招募游击队员射杀奥匈侵略者,而是以团结塞尔维亚青年与克罗地亚青年、让双方放下仇恨裂罅为目标。这让他的民族事业首先遭到了塞尔维亚人的抨击,他们将坚持“南斯拉夫整体”思想的安德里奇视为叛徒。安德里奇一直反对激进暴力的行事方式——可能与他长期不良的身体状况有关。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备受肺病困扰,不得不退学休养。
1914年,斐迪南大公被19岁的波斯尼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这个人是和安德里奇有着密切关系的朋友。事发后,他和社团里的其他人被分别逮捕,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安德里奇参与了这项计划。奥匈当局只能把他驱逐到家乡特拉夫尼克附近的村庄,让方济各会修士监视他。在这个地方,安德里奇一边静养肺病,一边帮助牧师做了些宗教工作,并修缮了一些编年史。
《德里纳河上的桥》出版于1945年,此时的安德里奇依旧处于软禁中,不过统治者换成了德国纳粹。这是他新编年史“波斯尼亚三部曲”的开始。此时的安德里奇已53岁。他在这本书里放弃了很多东西,包括写实风格的叙事才华,来达到一种史诗般的独白效果。
书中的故事全发生在波斯尼亚的维舍格勒,即作家本人成长的地方,安德里奇在很小的时候便在混杂着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社区中上学、生活。因此,这本书既是安德里奇对自己童年的回溯,也是对塞尔维亚那纯真童年的回溯——直到它们长大成人,“湮没在默默无闻的大军中”为止。
德里纳河在现实中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没有哪条河流比它更适合做分界线。它发源于黑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总长度有346公里,其中,有206公里被当做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天然分界。河流两侧大部分是陡峭的峡谷山脉,想在其中建立交通脉络并非易事。当奥匈帝国占领维舍格勒时,统治者企图在这里搭建一条便于统治和运输士兵与商队的铁路,最终这段崎岖铁路的造价高达每公里45万金币,成为当时全世界造价最昂贵的路段。
因此,在这条河流上造一座桥梁,除实用性外,本身便有着一种宏伟的象征意义。它可能意味着扩张的野心,也可能意味着彼此交流的渴望,因而,它隐喻的那个意义又是撕裂性的,正如《德里纳河上的桥》里书写的一段民间流传,据说想要让这座大桥屹立不倒,必须要把一对双胞胎婴儿砌到桥墩里。
然而,“建筑师拉戴出于同情和怜悯,便在桥墩上留了几个小洞,让不幸的母亲通过这些小洞给她充当祭品的两个孩子哺乳……这乳汁就是每年在特定时间从并无缝隙的建筑物上流淌出来的白色涓涓细流,并且可以看出它们留在石头上冲刷不掉的痕迹(说起女人的乳汁,便会在孩子们的心中引起一种十分亲切、甘美香甜的滋味,同时又有某种模糊不清的感觉,正像宰相和建筑师令他们惊恐一样)”。
安德里奇的笔调总是带有古希腊神话的感觉,事件犹如模糊不清的神谕,从两个方面都在给出暗示。孪生婴儿被砌入桥墩,融化在砖块里成为再也不可分割的一体,但双胞胎也因此在时间中僵化,再也无法触摸彼此。在德里纳河上的帕夏桥刚建起来时,人们要面对循环发作的洪水,它总是如同历史的覆辙将连接两岸的桥梁冲垮,“这样的特大水灾每每使小城倒退若干年”,而随着文明发展,桥体终于可以抵抗洪水,但这同时又意味着桥的固化。
它矗立在那里,可以是友好来往的通道,可以是军队长驱直入的捷径,它是纽带,也是一层横亘的断裂。
总之生活在边界东西岸的人再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本书的最后,奥匈帝国的军队在撤退时炸毁了这座桥梁,阿里霍加在一片漆黑中咽气,一个拥有希望的时代又仿佛终结。
这便是历史对于巴尔干地区人民的意义。南斯拉夫的人们究竟该如何处置它,是遗忘,还是坚信,抑或选择不同的历史,一如选择相信围绕着桥梁衍生的民间故事一样——暴虐的土耳其人,善意的土耳其人,蓄意破坏桥梁的塞尔维亚人,充当刽子手的茨冈人,被无意杀害或蓄意杀害的苦行僧。历史可以是带有魔幻性质的、不同版本的故事。但有一点深刻地留在了人们的印象里,那就是德里纳河的对岸的确悬挂过许多当地人的头颅。
“德里纳河的水是红色的”。这是丽贝卡·韦斯特在《黑羊与灰鹰》中的感慨。从十六世纪土耳其宰相穆罕默德·帕夏建桥,到卡拉乔尔杰发动的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运动,再到1914年战争的来临,短短几百年内,德里纳河目睹了无数血腥与争端。
将这些带着血的历史隔开的,则是维舍格勒与“城门”的平静。每次,当《德里纳河上的桥》描述繁荣与和平的城镇景象时,都带给人一种错觉——纷争的历史已成为过去。然而只需翻过几页,安德里奇的编年体故事就告诉我们这真的只是错觉。在许多章节最后,都有类似的结尾:
这些结尾赋予了《德里纳河上的桥》一种节奏感。它在舒缓有序的叙事中前行,略带重复的旋律恰好应和着历史齿轮的响声。但它们的意味又各有不同。仔细阅读,我们能体会到在前几章的古老年代,结尾桥梁的屹立不倒尚且象征着一种积极的、与历史河流对抗的崇高希望,但之后,它的一成不变则有些令人绝望,任何新事物也无法冲刷这里的尘埃,大桥从顽强,转而显得顽固。
伊沃·安德里奇用多层转喻的象征,成功用这座桥梁描绘了南斯拉夫人的灵魂。无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还是穆族人和波斯尼亚人,他们都坚信自己的民族,守护历史,捍卫独立。他们充满激情与乐观的精神。同时,那轰轰烈烈的对抗也会持续下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安德里奇对此十分悲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发生的种族屠杀也没有在20世纪停止。无法摧毁的桥梁衔接了他们,也让他们无法避开对岸的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