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石生的后人 范石生的整军和杨蓁的被害 黄绍竑
范石生的整军和杨蓁的被害 黄绍竑范石生自南宁失败后损失很大。他深知道他的军队腐烂,士气不振,就决心在对峙的时候彻底加以整理。我把在柳州两次战役中俘获的云南兵3000多人,全部送给他补充缺额。
他的整军首先是戒烟。范、杨以及范军其他高级将领木有一个不抽大烟的,我有时到他司令部商量问题,都是睡在烟铺上同他谈话的。上次南宁失败、夜间撤退的时候,范军士兵把烟灯都点亮了,就好似一支很大的提灯队。
他们烟瘾发了,就睡在路旁撑开雨伞遮风,抽几口烟再走。我以前读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形容八旗兵说:每个兵有两支枪,一支是大枪,一支是烟枪,不料几十年后我看见的范军也恰是这样,真是可笑可叹!
戒烟自然要由他们自身做起。其次是训练和构筑防御工事。杨蓁在范军是一个指挥者(8801注:任军参谋长),对部下要求过严,有时不免处罚不当,部下的怨恨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据说他下令限期构筑工事,但在他视察的时候工事尚未做好。
他大怒之下,就把那些部队长罚跪在阵地上,大骂他们,并限令要部队在两小时内把战壕挖好,否则还要重办。他走后,那些部队长说:“山高石多,就是两天也筑不成战壕。”他们议定把杨杀死。
范、杨住在一座关帝庙里,一天晚上一群官兵涌入关帝庙。范石生知道情形不好,想出来阻拦。那群官兵把范石生推开说:“军长,不关你的事!”他们把杨蓁拖出庙外,打成半死。那一群官兵去后,杨在风雨下大声呼救。
范慑于官兵的声势,也不敢施救,杨蓁就这样地死了。后来杨蓁的两个儿子认为他父亲是范石生有意害死的,他们为父报仇,在昆明把范石生打死了(那时范已不做事,住在昆明)。--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之《滇桂战争》 作者 黄绍竑8801注:1、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新桂系三巨头的第二位,以政治谋略见长,历任第7军党代表,广西省主席,15军军长,湖北省,浙江省主席,内政部长等要职。
是他将新桂系融入国民党,使之成为党内最大的实力反对派,他本人也不拘于广西一地,侧身庙堂之上,为新桂系开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李宗仁成为总统就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1949年和谈之际,他再次施展谋略,意图为桂系保住20万军队,但却被白崇禧拒绝,最终没能挽救了新桂系的覆灭。1949年他投靠中共,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和委员副主任等职。
1957年,黄绍竑曾被划为右派分子[1]。文革时期受到严重冲击,两次服毒不死,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
有传黄留有遗书曰:'余当年弃国投共,始令亿万黎民今于水深火热之中。余投共而罪该万死,唯国人却无辜矣,即九泉下亦无面目见万民。’1980年代,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其平反,并恢复名誉。
黄绍竑著有《五十回忆》一书。2、范石生(1887—1939)字小泉,号小翁,一作筱泉,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小街镇人。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攻打广州,情况危急。范石生率滇军保卫广州,与孙中山并肩血战,击退叛军。
孙中山亲自题写“功在国家”四个大字和军刀一柄相赠,以表彰他的功绩。大本营授予他陆军上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奉命在湖南郴州待命。得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就在附近活动的消息,便立即派人寻找,商量合作。
当时起义部队正处于极端困难之际,军需无法接济,伤病员无法治疗。经协商后,起义部队暂用16军47师140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并在范部任职。给起义部队补充弹药、冬装、棉被等各种装备,并给官兵拨发两个月的薪饷。
合作期间,起义部队以范部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在朱德的帮助启发下,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朱、范合作的事被告密,蒋介石下令要范将朱德部队解除武装,将朱德解京正法。
范则把这一消息即告知朱德,让朱德从容率部离去,并赠朱德部队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范石生少年学医,青年投笔从戎,驰骋沙场,战功卓著,晚年又以行医为业,不问政事。1939年3月17日,范石生被刺杀于昆明闹市,凶手却是结义兄弟杨蓁的儿子 杨维骞。
血案惊动了朝野,《民国日报》曾以:“前军长 范石生昨街头遇刺殒命”的标题刊出了这特大新闻,舆论一时为之哗然。3、解放后,与滇军关系很深的朱老总曾出面为范杨两家调解关系,被双方后人婉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