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张志新,女, 1930年出生,天津人。原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面对***、“***”的封建法西斯暴行,她挺身而出,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揭露和反对***、***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竟被“***”及其在辽宁的死党一伙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把她逮捕入狱,加倍地给她精神上、肉体上难以容忍的摧残和折磨。

在持续六年的监禁生涯中,她坚持真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1975年4月4日惨遭***杀害。行刑前,审判人员怕她喊出“真理之声”,竟把她的喉管割断,心虚和残忍到极点。1979年3月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对这首诗和诗里的“她”——烈士张志新都不会陌生。当年,正是原《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的报道,使张志新成为那个时代最沉重的祭奠。

记者◎李菁一份血写的报告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

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一下,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的,完全符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
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当时辽宁***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
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里直抖。

那时候,对“***”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

毫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经常是采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

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
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连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

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

最后,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

’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愤。

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最后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被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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