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教授打人】熊丙奇:高考制度与教育家办学

高考制度是当前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改革高考制度,才能给基础教育发展提供健康的环境,这是大家的共识。但一直也有人问我,难道改革了高考制度,基础教育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吗?

最近到上海两所中学——番禺中学、周浦中学讲座,校长门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周浦中学校长一见到我,就向我说起学校正在进行的生活教育,学校的具体做法是,在每一门学科的课堂教学以及课余活动中,融进生活教育的内容,校长将其称为“生活化实验”,比如,在化学课上,老师会让同学回家把脱排油烟机中的废油回收,带到学校做肥皂;在理财课上,老师让同学去调查周边菜场的菜价变化,并为家里购物提供建议,而语文课的“实验”,则是要同学们在阅读中咬文嚼字,寻找报刊、图书中的错别字。

“生活化实验”不但让同学兴趣盎然,也调动教师课程创新的兴致。学校已成立一个100万的基金会,推动“生活化实验”。

番禺中学则以学生的公民素养培养为主线,对原有的实践课加以完善,让学生走进人大、法院、政府进行模拟立法、模拟审判、模拟听证,还在学校学校成立学生事务中心,由学校自主报名担任志愿者,学校有关学生权益事项的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学生意见,举行听证。

校长说,学校民主管理,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校长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了,如果你追求大家都听你的话,这当然不好,可如果你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素质,就会觉得学生越有个性、自己的看法,越能体现办学的价值。

这两所所学校所进行的教育——生活教育和公民教育,虽还在探索中,但却抓住了生活教育、公民教育的内核心,没有把教育概念化、知识化,而是融入教育和学校管理全过程。这让我想起前年曾到一所学校调研,那所学校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不要说在学科教学设计生活化实验,就是按大纲规定要上的实验课,也变为“讲实验”,由于高考不考实验操作,因此学校把化学实验、物理实验的教学省掉,就让学生背下实验步骤、实验现象。

学校有一个投入几百万建设的实验室,可只派接待上级参观的用场。

这是同一高考制度下,不同学校的不同选择。我问这两所学校的校长,学校这样做,会影响升学率吗?他们基本都表示,影响其实不大,因为这不过是把原来就应该进行的教育坚持下去并完善,把课程搞得更有吸引力,反而会增加学生的兴趣,另外,如果把所有学生的精力都用到应对高考上,整天做题,反复操练,升学率可能还会有所提高,但他们觉得那没有多大意义,这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者,所不能认同的。

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的这些教育,会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远比高考分数增加几分有用。

很显然,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教育者的理念。——虽然制度局限了学校的办学空间,但校长依旧坚持对学生进行应该有的教育。而进一步推想,假如高考制度改革,而办学者没有教育者的理念,局面会好转吗?

眼下的国际班,是一个不错的观察对象。按理,国内中学的国际班,应对的都是海外高校,而海外高校的入学制度,基本上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这也是国内高考的改革方向——在这种升学制度下,国际班完全可以摆脱应试思维,对学生进行多元教育、个性化教育,可是,有不少国际班,却同样以应试思维办学,陷入“中国化”陷阱:只针对考试,开设少数课程,要求所有学生学同样的课程,这和国内其他高中的学习方式几乎一样。

何以如此?根源在办学者的功利化和行政化。我国学校的办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教育家办学,这和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管理制度有关。一方面,政府将所有办学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办学、评价”一体化,学校的办学空间狭窄;另一方面,学校校长并非由代表广泛的理事会遴选,而是由政府任命,校长于是大多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

至于国际班,不少举办者追求的是经济利益,也很难真学国外学校的样子,开设大量的课程,实行完全学分制,让学生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

可以说,高考制度和行政化、功利化办学相互作用,导致我国学校办学严重变异。如果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学校推进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高考制度的弊端是可以一定程度通过教育家办学的理念减少的——学校办学不会围绕行政的指标,行政力量也无法干涉学校办学,相比20年前,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趋向更加严重,就是因为学校的行政化加剧。

反之,就是高考制度改革,如果学校管理模式不变,很有可能如大家担忧的,学校还是追求名校率、升学率,不可能给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

因此,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对于我国教育发展来说,更为迫切。只有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实现校长公开遴选,在学校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才能让教育家办校精神回到学校——目前这只能寄望于少数办学者的坚持,与此同时,再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全新的人才评价、选拔制度和现代学校制度结合,教育才会有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