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的危害】张承志:中国知识界存在新帝国主义的帮凶
"我是作家,我只会用一支笔跟社会打交道。"多年来,张承志身上的理想主义与激情始终未褪。
与张承志的交流中,记者发现他有异于其他作家的是他的生活选择。他有强烈的信念,有理想主义色彩,还有不媚强权和金钱的人格力量。他说:"我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但是均以退职为结束;因为生命的本质,不能玷污和束缚,哪怕放弃公职,意味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1989年夏天,张承志辞掉公职,离开了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成为一位靠稿酬生活的自由撰稿人。虽然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但他还是惜墨如金,捍卫一个作家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他坚持:"一位优秀的作家应该轻量而重质。"接受首届爱文文学奖时,他说:"一个作家的文学质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以及他实践的彻底性。"
每年,张承志拿出稿酬的十分之一,捐给西海固的农民;自己长年乘坐没有空调的公交汽车,混入上下班的人流之中浑然不觉委屈。然而,在这种经济状况下,他仍没放弃远行,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每年他都有一半时间四方游学,扩大自己的观察范围,用心灵感受着异乡生动的历史和文明。
他说:"我们盼望富裕,但不能幻想十二亿人都变成财主。基于这种认识,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张承志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迄今依然撼动着一代人的心灵。
张承志说,从清华附中毕业后,1968年~1972年间,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当了四年牧民。其间,他学会了蒙古语,并用蒙古语写诗发表。1978年,张承志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
《黑骏马》、《北方的河》等系列小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也是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作。1998年张承志获得了首届"中国爱文文学奖",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
早在1978年,张承志已经得到主流文坛认可。1984年,王蒙以《大地和青春的礼赞》为题,盛赞张承志获奖小说《北方的河》,他说:"五十年内,大家不要再写河流。"言下之意,张承志已经把北方的河流吃透,写绝了!
广州日报:您的作品一直在竭力表达什么?
张承志:我竭力想表达的,大概有这么两部分:一部分针对如今天下的大是大非,做一个作家必须的发言。哪怕再难,也要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坚持的。一切能抓住的题目我都在写,一切能发表的机会我都不放过。这样的写作带来的一种对文明的解释作业。
另外的第二类散文,是描写自己熟悉的一些体验,表达自己怀着的感情。在中国的西北,在内蒙古草原,存在着我依靠的基地,储蓄着我半生的知识教益。凡能成形为文的,我常把它们随意写出。它们涉及的文化背景丰富,北与西、红与绿,从各种民族的文明,到革命和历史的积淀。这本书,以及我的写作究竟在社会和读者中获得什么样的反应,我不可能预料太多。对我来说,只是生命不息,坚守不弃,一年年这样工作下去。
广州日报:有评论文章认为您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张承志:这反映着一部分人希望有人站出来,对他们愈来愈失望与孤独的生存给予支持。
广州日报:近年来,文学界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许多作家的创作中都出现了"商品化倾向"。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未介入任何商业性创作的少数作家之一。请谈谈您这种独立不群的艺术选择。能透露一下您现在的经济收入来源吗?您认为您的读者群分布在什么范围?
张承志:自1989年以来,我没有工资、医疗和依靠工作单位获得的经济利益,已经整整18年。出版是我取得生活费的基本方式。这种状况,成全了我不愿堕落、追求真知和文学的理想。
"我追求真知灼见的优美表达"
广州日报:取得如此巨大的文学成就,您是如何走上创作之路的?
张承志:巨大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说得不准确。当年的我就很清楚,《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顶多是一篇中学生作文,完全谈不上什么文学素质和水平。它虽然获了奖,但如很多人的获奖一样,只是社会给予的机缘而已。只不过,也许我和许多作家的区别是,我敢于对机缘进行回报,必要时主动粉碎既得利益。
我的写作开始于自己对内蒙体验的激动。对文化回味的兴奋是非常强烈的。后来因为各样的原因,我离开了蒙古草原题材的小说写作。在这些原因中最本质的,或许可以说是我这个人不能在一个文化范畴里被限定,我注定是要接触更多的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内心的参照体系。
满足于狭窄生活的人不懂得:学会了或沾染了一种底层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声音、立场、感情,是多么宝贵。
1981年在新疆做研究生毕业实习,我制定了走伊犁阿勒泰的路线。在天山深处,在哈萨克的毡房,我的毕业实习,如一次美丽的梦游。
那一次,我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这使我更趋于向一名作家的方式倾斜。苍白无力的论文,没有见解的散文,不是我渴望的。我追求真知灼见的优美表达。
"我蔑视那些流行网络中的低能儿"
广州日报:有批评说您有"神化人民"的倾向?
张承志:插队之后,我与内蒙古维持了30年的关系。我不仅一趟一趟重回草原,也把牧民请到北京家里来。我与我的蒙古哥哥通了20多年信,一直到草原有了电话。于我而言这很自然,没有想到什么"神化人民"。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行为,不过是想念他们。二三十年弹指而过,我没预料到收获来到了:与一块大陆一个民族的二三十年的联系,造就了我这个作家。
我蔑视那些流行在大学、文坛、网络中的,生活中的低能儿。他们没本事与百姓交往,虽然没吃过几顿西餐,却忘了怎么蹲着上厕所。而我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养育的江湖浪人,在与人民百姓的纠缠交往中,丰富自己的阅历,锻炼自己的本领,最终还将投身于改造农民、改造人民的伟大事业。只不过,那是太大的话题,不必来与鼠肚鸡肠的小人浪作议论!
广州日报:您在文章中曾提出,中国知识界中存在着一种"全盘媚西"的倾向,并对此进行严厉批评。有学者提出反驳,认为向西方学习绝不意味着文化姿态上"媚西"。相反,只有正视现实,继承"五四"传统,以健康的心态向西方学习,才能真正摆脱中国当前落后、耻辱的现状。反之,则易重新陷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心态中。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张承志:如果说15世纪"全球化"殖民主义是使用奴隶船和皮鞭子的话,今天的"全球化"使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的利己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形势下,全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投入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在中国,也有如《读书》杂志近十年来坚持的批判。
面对利己主义"全球化",全世界的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抵抗和批判,也形成了"全球化"的规模。这就是今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它并不像中国知识精英渲染的那么孤立和偏执,而是一种全球化的正义思想的大潮。我个人所做的微末星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不至于堕落,不过是投身世界的进步潮流。
以上,是一个极其简化了的观点。站在这个批判的观点反面的,已经不仅是文化姿态的媚西,而是新帝国主义的帮凶。向西方学习的"最健康的心态",就是敢于批判西方的劣行。看过上次世界杯的土耳其队的表演么?要踢败它们!而不是病态地追着人家舔屁股。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您的观点与新近兴起的"国学热"——有人也称之为"后国学",有暗合之处。您作何感想?
张承志:说这个话的人不会多。今天是个浮躁的时代,人不读书,书不细读。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悄悄做的一点学术,不至于成为话题。
张承志,1948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笔耕。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