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个伟大 《伟大的博弈》|纽约:“人性堕落的大阴沟”
【财新网】(专栏作家 祁斌)[编者按: 《伟大的博弈》(第三版)于2019年2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约翰·s.戈登,中文版编译者为祁斌,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原中国证监会国际部主任。该书讲述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以华尔街为主线展示了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全过程。
书中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经济数据,让我们可以更全面和准确地认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该书自首版以来,已经重印了84次。本次第三版为全新增订版,更新到2019年,并增加了译者撰写的60个专栏等内容。从今日起,本专栏将连载《伟大的博弈》一书的精华节选,以飨读者。]
译者题注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起初只是北美殖民地一个小小的贸易窗口,依靠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在当地荷兰裔移民商业精神的催化下,逐步成长为一个繁荣的都市。华尔街也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世界舞台的。然而,在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眼里,纽约却一直是“人性堕落的大阴沟”。
译者导读
你也许不会想到,纽约最终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商业都市和金融中心,竟然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有着无法分割的必然联系。作为人类历史记载中最早的投机活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包含了此后人类社会一切投机活动,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中的各种主要要素和环节: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引发了公众对财富的狂热追求,资产价格被进一步推高,令更多的人越发疯狂地投入,直至理性的完全丧失和泡沫的最终破灭,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此后的人类历史不断上演金融危机大戏,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可以说,一部金融史,也是一部投机史和金融危机史。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郁金香泡沫”投机狂热的破坏性,却忽视了荷兰人可贵的商业精神。当和其他欧洲人一起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洲这片新大陆时,荷兰人将他们的商业精神带到了纽约--那时它的名字叫作新阿姆斯特丹。
在新大陆的各个殖民地中,纽约最好地继承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包括他们的投机文化。除了纽约自身的地理条件外,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商业精神,或许是成就纽约,推动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
荷兰人在“郁金香泡沫”时练就的投机技术,很快就被运用到了北美新大陆。发生在这块处女地的第一次金融投机活动是针对当时的原始货币--贝壳串珠进行的投机。
这次金融投机揭开了北美350年的金融史--同时也是350年的金融投机史的序幕。这些投机技术在以后的历史中被反复应用,投机者们沉溺其中,乐此不疲。
18世纪下半叶,两位历史人物开始登场,他们不同的理念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对美国这个当时还处于襁褓中的新生国家的发展路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影响了华尔街的未来。他们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一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另一位是托马斯•杰斐逊,他们开启了美国随后200多年的党争。
汉密尔顿推崇市场的作用,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杰斐逊则憎恶任何投机活动,他把充斥着各种投机行为的纽约称为“一条人性堕落的大阴沟”。在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一直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要点
1.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基本概念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荷兰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市民,才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保险和有限责任公司有机统一,组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荷兰这个小国短暂地跻身欧洲一流强国。
2.新阿姆斯特丹,这块由已经学会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处的荷兰人建立起来的纯商业领地,很快就具备了一个世界性都市的特质。17世纪40年代,一个法国牧师来到这个人口不到1000人的小镇,发现街上的人说着18种以上的语言,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
3.但是,从很多方面看,它还是一个较为原始的经济体。例如,受英国政府的禁令所限,此时的殖民地还没有银行,自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供应,只有贝壳串珠在一些地区作为货币流通。
4.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以代表政府管理金融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5.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华尔街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一直被杰斐逊主义者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从安德鲁•杰克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到拉尔夫•纳德)认为是美国所有丑恶一面的标志。
6.从他们的荷兰先人那里传承下来的各种投机技巧,则为那些最大胆和最狡诈的纽约人做好了大发横财的一切准备。
译者专栏
1.荷兰鲜花市场与资源配置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全欧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每天上午,欧洲各地生产的鲜花被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下午,通过“荷兰式拍卖”,所有鲜花的价格都被确定;然后,这些鲜花被迅速地分装、打包,运往世界各地。第二天,不论是伦敦、纽约,还是东京,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城市,从阿姆斯特丹运来的鲜花,都会在这些处于不同时区的都市的清晨,不约而同地准时在街头出现。
是谁将鲜花准确无误地送到了这些城市?是市场,是“无形的手”,是鲜花市场的参与者们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将这些鲜花送到了需要它们的地方。
鲜花如此,资本亦如此。怎样将一个社会的金融资源送到需要这些资源的地方?需要依靠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而同时,我们需要“有形的手”发挥作用,需要政府在鲜花市场和航运市场的交易中维持秩序和公平,确保鲜花不会在街上被人抢劫。
在资本市场上,政府的监管同样不可或缺。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无形的手”配置资源,“有形的手”维护市场秩序,做社会的“守夜人”,同时不断改进监管,优化市场基础设施,提高市场效率,帮助市场更好地配置资源。(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与荷兰的兴衰
阿姆斯特丹作为17世纪世界金融中心的兴起与荷兰的崛起是相辅相成的。1602年,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即成立于此。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保险和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
发达的金融体系为荷兰在全球的贸易和殖民扩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本支持,使这个地域狭小且1/4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的国家得以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然而,1637年“郁金香泡沫”的破灭不仅沉重打击了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更使荷兰全国的经济陷入混乱,加速了荷兰由一个强盛的殖民帝国走向衰落的步伐。
17世纪下半叶,荷兰的地位受到英国有力的挑战,世界金融的中心也随即由阿姆斯特丹移向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伦敦。(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3.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
1602年,极富商业头脑和冒险精神的荷兰人为了开辟前往东方的航线,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向公众发行股票融资的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以筹集远洋航行所需的大量资金。荷兰东印度公司募集到的资本金是一年前率先起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10倍以上。
此后,这家跨国公司存续了近200年,被荷兰国会赋予贸易垄断、建立殖民地、夺取外国船只等诸多特权,赚得盆满钵满,每年给股东派息高达约18%。1621年,荷兰政府又成立了西印度公司,旨在开拓美洲殖民地。
1622年荷兰获得哈德逊河口的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1624年,西印度公司在曼哈顿建立了第一个长期代表机构。股份制公司和金融的发展把荷兰的社会闲散资金集聚起来,使得当时风险极高的海外开拓和贸易紧密联系成为可能,这也是荷兰这么一个地理上的小国得以称霸海上的重要原因。(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4.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及美国政党的演进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同为美国的开国元勋,在政治上是竞争对手,在理念上泾渭分明。美国建国初期,围绕是否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们出现了意见分歧。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强调政府的作用,针对当时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建立起了税收和财政制度,他们推崇商业,鼓励制造业发展和美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也推动了早期纽约和华尔街的发展,并主张在金融市场发生危机时政府予以一定的救助,在外交上主张与英国和解。
他们成立的党派被称为联邦党。
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则崇尚人权、有限政府以及地方分权,他们是美国广大农场主和下层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主张重农抑商,对华尔街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持否定的态度,在外交上亲法仇英。从长远来看,汉密尔顿对美国的经济制度影响深远,而杰斐逊则更多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理念。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追随者开启了美国随后200多年旷日持久的党争。联邦党原本占据上风,但随着1800年杰斐逊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1804年汉密尔顿在决斗中身亡和1812年爆发第二次美英战争,联邦党逐渐走向消亡。
与此同时,失去对手的民主共和党也走向分裂,一派以安德鲁•杰克逊为首,于1828年创立民主党,即今天美国民主党的前身;另一派则创立了国家共和党,即当今美国共和党的前身。
近代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成为劳工阶层和资本拥有者的利益代言人。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并赢得胜利,但他也挑战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精英阶层,自称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建制派”,并被英国《经济学人》称为“白宫里的叛乱者”。
应该说,正如早期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争主要反映了当时以新兴工业和工商阶层为代表的城市群体与以种植园主为代表的乡村群体的利益矛盾,美国200多年来的历次党争和大选归根结底反映的都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注:“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的内容为译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