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大家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名臣魏徵外孙。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以书法名世,为书法初唐四大家之一。也擅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其生动,时称一绝,李白、杜甫等都曾吟诗颂其画鹤。
绘画作品已无存。睿宗时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历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后因预知窦怀贞谋害玄宗事,被赐死于狱中。薛稷工书法,其外祖父魏徵家收藏书画甚多,薛稷用心观摩学习,从中获益颇多,特别对褚遂良书法墨迹更是锐意学习,穷年忘倦,遂自成家,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并列为初唐四大书法家。
薛稷能画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以画鹤著名。诗人李白作文赞美薛稷所画之鹤为“紫顶烟□,丹眸星皎。
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可见画中能生动逼真地表现出鹤的状貌动态和风采。杜甫诗中也有“薛公十一鹤,尽写青田真,……低昂各有态,磊落如长人”(《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之句,亦可知其画鹤有生活形象依据,由于技巧精妙,虽色彩已久但神态犹不失出尘之感。
他当时在长安、洛阳及四川等地留下不少画迹,在秘书省壁所画鹤与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等各称一绝。
他所创屏风六扇鹤样也为人传摹效仿。直到五代黄筌出现以前,薛稷画鹤一直被人公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精湛技艺,可惜作品未流传下来。他书法学虞世南和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
《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他的书法用笔纤瘦,结字疏朗,自成一家。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就是由薛稷书法演化而成。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初唐四大书家。传世书迹有《杏冥君铭》、《信行禅师碑》。
薛稷曾祖即随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官至内史侍郎。祖父薛收,仕唐为记室参军,封汾阴县男。从父薛元超,唐中书令兼左庶子,加金紫光禄大夫。薛稷出身官宦世家,本人亦仕途显达,武则天朝举进士,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
唐中宗景龙末年(709年),任谏义大夫、昭文馆学士。其时唐睿宗李旦尚未登基,与薛稷关系很好,将女儿仙源公主嫁给了薛稷之子薛伯阳,二人结成儿女亲家,过从甚密。景云元年(710年),李旦甫登帝位,即刻升迁薛稷为太常少卿,以后累迁中书侍郎,转工部、礼部尚书,复以翊赞之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加赠太子少保。
唐睿宗还经常召薛稷入宫参赞政事,一时恩遇,群臣莫与为比。可惜好景不长,唐玄宗即位后,因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事泄被杀。薛稷以知情不报,亦被赐死,卒年65岁。
薛稷的书法可以分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书艺,宗欧阳询、虞世南;中期宗褚遂良,并给予较大的启发。到晚年时期则摆脱欧、虞、褚三家的影响,而独创一格,成为初唐晚期最有影响的一位著名书家。但总的来看,褚遂良对他的影响最大,他忠实地承袭了褚书的面貌。
当时有人这样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后人把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唐初四大家。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学褚公(遂良)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之高足,甚为时所珍。”碑刻有《升仙太碑碑阴题名》、《信行禅师碑》、《涅槃经》等。《信行禅师碑》,又名《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越王李贞撰,薛稷书。
薛稷行、楷书,始见称于开元中叶张怀瓘所撰之《书断》,并入能品,且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杜甫曾见其普赞寺题额三大字,笔势雄健,有《观薛少保书画壁》诗赞云:“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
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董逌《广川书跋》承息唐人,视作褚氏嫡嗣,其卷七有评曰:“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
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用笔纤瘦”,出于刻意,乃一时代作风,不特薛稷如是,他的堂兄弟薛曜则更少丰润。稷之书法出自褚氏,虽时有新奇能别成风神,然终因“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未能尽脱褚氏规模而独张一军。名列“初唐四家”,实见逊色,其所以附骥欧、虞、褚者,斯盖论书者为求得偶数矣!存世的《信行禅师碑》,越王贞撰,神龙二年(706)立在长安,是其代表作。
在艺术领域中,薛稷一生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绘画。套用古人的句式,大约可以说他是“诗不如书,书不如画”吧。薛稷的绘画擅长花鸟、人物及杂画,而尤以画鹤最为精妙。鹤之作为绘画题材,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但画迹寥寥,还谈不上什么成熟的技法。
直到唐代花鸟画开始成为绘画的专题之一,随之出现了全力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薛稷就是其中较早而专以画鹤知名的一位,开创了一代花鸟画之先河。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很有关系;上古时代,鹤已进入文学作品,现存的青铜器上,亦可见到鹤的形象。
春秋战国肘期,出现了驯养鹤的记载,卫懿公因养鹤而身死国灭,是著名的历史故事。唐代文人更是养鹤玩鹤,蔚然成风,鹤在他们的生括中占据了一定地位。
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批以鹤为题材的诗歌。当文字表述有所欠缺.使他们感到不满时,则必然要求助于形象的艺术再现。于是,鹤画在绘画领域中也就顺理成章。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然而,诚如《宣和画谱》所言,“世之画鹤者多矣。
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之为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氅之黧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也。又至于别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难。虽名乎号为善画,而画鹤以托爪傅地,亦其失也。
故(薛)稷之于此,颇极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这里提到一般的画家连鹤的表面特征都不能准确地把握,遑论描绘出鹤的精神气质了。独有薛稷所画的鹤,能够极尽其妙,或啄苔剔羽,或阔步顾视,或昂立座隅,或上下回翔,无不栩栩如生,曲尽情状,形神兼具。
当时人甚至把薛稷画鹤、秘书省内落星石(疑即陨石)、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并称为“四绝”。唐代两位大诗人社甫、李白都曾为薛稷画鹤题诗作赞,由此,可以反映出薛稷功力的不凡。
薛稷画鹤成就很高,影响也很深远。《历代名画记》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样”,即画图的范本,薛稷能够创“样”并为社会所接受,说明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六鹤图“成为一种定格.五代时黄荃曾绘六鹤于偏殿壁上,此殿遂改称“六鹤殿”,直至一千余年后,清代宫廷中还绘有六鹤屏风。
历来学薛稷画鹤的人很多,著名的如唐代蒯廉,能“深得其妙”。石代花乌画家黄荃,“鹤师薛稷”,并且后来居上,有出蓝之誉。
形神兼具.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故李杜二人一说“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一说“鹤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似乎壁上的鹤,只要注入生命,马上就会破壁飞去,令人不禁联想到“画龙点睛”的传说。而李杜二人更为之激赏不止的,乃是薛稷笔下所表现出来的鹤的那种超脱逸达、而又傲骨十足的气质。
即所谓“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以及“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的清高标格。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封建文人隐士的象征,而与一般人之取意鹤的吉祥富贵,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内涵。
宋代大画家米芾也将着眼点放在这里,他在《题薛稷二鹤》诗中说,“从容雅步在庭除,浩荡闲心存万里。”又说;“余平生嗜此老(指薛稷)矣,此外无足为者。”表达了他与薛稷之间隔越时代的强烈共鸣。
主要鹤画作品
薛稷的鹤画作品,计有《啄苔鹤图》、《顾步鹤图》各一幅,《瑞鹤图》(一作《鹤图》)五幅,及《二鹤图》、《戏鹤图》等,这些都是卷轴画,另有鹤画壁画多处;如唐秘书省、尚书省考工员外郎厅、洛阳尚书坊岐王宅、成都府衙院两厅、通泉县署等,也都是吐所公认的杰作。
画鹤之外,薛稷的人物画和杂画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前人赞誉他画踪如阎立本。李白曾持意请他为新安郡(治今安徽歙县)西安寺画西方佛壁画一铺,笔力潇洒,风姿连秀。被《唐朝名画录》列为神品,认为可与曹不兴、张僧繇相匹敌。
薛稷又绘有西方净土变壁画一铺,杜甫写诗赞道:“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淡壁飞动,到今色未填。”可知此画不曾填涂颜色,属于所谓“白画”,但是仍然神采飞动,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并且,这种白画正是后代由李公麟所创始的“白描人物”的先驱,由此也可以看出薛稷非凡的造型和线描能力。
此外,成都静德精舍有薛稷人物乌兽壁画二铺,“态状生动,乃一时之尤者也。工部尚书厅有其树石壁画,成都府衙院有其青牛壁画等,也都“并居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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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 字登善。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晋末南迁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西)人。父褚亮,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褚遂良博通文史,贞观十年(636),由秘书郎迁起居郎。精于书法,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受到赏识。十五年,他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贞观中,太宗宠爱第四子魏王泰,遂良提出太子、诸王的待遇应有一定规格。
十七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李治)。次年遂良被任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太宗策划东征高句丽时,他持不同意见,尤其反对太宗亲征。
二十二年为中书令,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他与无忌同被召为顾命大臣。高宗永徽元年(650),遂良以抑价强买中书译语人的土地被劾,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召还,任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为宰相。四年,为尚书右仆射。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他认为王皇后出自名家,并无过错,竭力反对废立,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死于任所。
其书处学欧阳询等,继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其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当时与欧、虞齐名,学者甚多。颜真卿亦受其影响。《唐人书评》称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传世碑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记》、《孟法师碑》等。
《倪宽赞》
《倪宽赞》墨迹,传为褚遂良书(亦有人认为是欧阳询书),真伪尚无定论。然此书颇得褚书三昧。楷书50行,共340 字。宋赵孟坚评论此帖说:“容夷婉畅是河南晚年书。”明杨士奇评云:“评者认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而詹景凤则谓:“燥而不润,觅贬天趣。”此帖原迹现在台湾。
雁塔圣教序
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凡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18行,行42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书,20行,行40字,文右行。
在运笔上则采用方圆兼施,逆起逆止;横画竖入,竖画横起,首尾之间皆有起伏顿挫,提按使转以及回锋出锋也都有了一定的规矩。唐张怀瑾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秦文锦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阴符经 大字墨迹,传为褚遂良书。纸本,楷书96行,共461字。传为褚遂良所书的《阴符经》尚有小楷和行 书两种刻本流传于世,字迹皆很小,难窥庐山面目。此帖大盈寸,末题:“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很有可能是唐代学褚书的伪作。
即便如此,大字《阴符经》也不失为书法精品。此帖不但具备了褚体楷书的特点,还与“唐人写经”极其相似行笔起落多参以写经 史,写得自然古朴。元杨无咎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瞻,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
”石皆为 楷书,万文韶刻。现所选为前石拓本。《雁塔圣教序》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 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 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在字的结体上改变了欧, 虞的长形字,创造了看似纤瘦,实则劲秀饱满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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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557一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峻,法度严谨,结构独异,世称“唐人楷书第一”,后人称为“欧体”,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欧阳询早年学习王羲之的书体,传说他曾以重金购得王羲之教子习字用的《指归图》,日夜揣摹、刻苦钻研。
还有一次他跟虞世南外出,途中见到晋代书法家索靖写的一块碑石,竟席地而坐,在碑旁细心观察描摹学习了3天,可见欧阳询对书法爱好之深。后来他又广泛地学习北朝的碑版石刻,同时吸取了当地一些书家的长处,再融入隶书笔意,形成“刚健险劲,法度森严”的“欧体”,(也称“率更体”)。
欧阳询的书法由于熔铸了汉隶和晋代楷书的特点,又参合了六朝碑书,司以说是广采各家之长。欧阳询书法风格上的主要特点是严谨工整、平正峭劲。字形虽稍长,但分间布白,整齐严谨,中宫紧密,主笔伸长,显得气势奔放,有疏有密,四面俱备,八面玲珑,气韵生动,恰到好处。
点画配合,结构安排,则是平正中寓峭劲,字体大都向右扩展,但重心仍然十分稳固,无欹斜倾侧之感,而得寓险于正之趣。欧阳询楷书碑版多为中楷,主要有《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等。
欧阳询书法用笔方整,略带隶意,笔力刚劲,一丝不苟。清包世臣曾说:“欧字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满,更无假于外力。”就是说欧字强调指力,写出的笔画结实有力,骨气内含,既不过分瘦劲,又不过分丰满。每一笔画都是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轻重得体,长短适宜,恰到好处。
欧字的用笔还讲究笔画中段的力度,一些横画看上去中段饱满,得“中实”之趣;一些字的主笔都向外延伸,更显中宫紧密,尤其是右半边的竖画,常向上作夸张延伸,显示其超人的胆魄。这些都是欧字用笔的独特之处。
欧阳询著名的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诞碑》、《温彦博碑》等。行书墨迹有《张翰》、《卜商》、《梦奠》等贴。编有《艺文类聚》一百卷。《九成宫醴泉铭》碑由魏征撰文,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泉水之事。
此碑立于贞观六年(632)。楷书24行,行49字。碑额阳文篆书“九成宫醴泉铭”6字。碑在陕西麟游。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赵崡《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卜商帖》,无款,传为欧阳询书。纸本,纵25.6厘米,横16.6厘米。行书6行,共53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帖本是作为《史事帖》而流传的,后来《史事帖》分离流散,此即为其中之一。书法挺拔俊丽,结体严密方劲,确为欧阳询书法之上乘。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的代表作之一。铭文由魏征撰,记载了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的事。欧阳询奉敕书。此碑书法,高华庄重,法度森严,笔画似方似圆,结构布置精严,上承下覆,左揖右让,局部险劲而整体端庄,无一处紊乱,无一笔松塌。
明陈继儒曾谓:“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所可方驾也。”原碑24行,1108字,由于年久风化,加之椎拓过多,断损严重,后人又加以开凿修补,以至笔画锋芒全失。传世最佳拓本是明代李琪旧藏宋拓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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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唐代诗人(558年-638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字伯施,汉族,余姚人,唐初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隋炀帝时官起居舍人,唐时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虞世南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字,故世称“虞永兴”,享年八十一岁,赐礼部尚书。其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其诗风与书风相似,清丽中透着刚健。
虞世南,隋大业初授秘书郎。入唐,太宗引为秦府参军,弘文馆学士。贞观七年(633)转秘书监,赐爵水兴县子,授银青光禄大夫,世因称“虞秘监”或“虞水兴”。唐大宗尝称其有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誉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
谥文懿《旧唐书》卷七十二及《新唐书》卷一百零二之本传云:“世南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藉甚。”虞世南书法继承二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遒丽之气。
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家。《书后品》列其书为上之下品,评云:“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绩娇春,鹤鸿戏沼,故当(萧)子云之上”。《书断》卷中列其隶。行书为妙品,称其书“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存焉。
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述书赋》云:“永兴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宣和书谱》卷八以为世南晚年正书与王羲之相后先,又以欧、虞相论曰:“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
传世墨迹有碑刻《孔子庙堂碑》、《破邪论》等,旧摹墨迹本《汝南公主墓志铭》等。书法理论著作有《笔髓论》、《书旨述》。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群书理要》五十卷、《兔园集》十卷等,另有诗文集十卷行于世,今存《虞秘监集》四卷。
虞世南是跟从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书法家智永禅师学习书法的。他的字用笔圆润,外柔内刚,结构疏朗,气韵秀健。传说唐太宗学书就是以虞世南为师。唐太宗常感到“戈”字难写。有一天,他写字时写到“戬(jian剪)”字,只写了“晋”的半边,让虞世南写另外半边的“戈”。
写成以后,唐太宗让魏征来鉴赏,魏征看了说:“今窥(看的意思)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唐太宗赞叹魏征的眼力高,也更看重虞世南的书法了。虞世南的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等。初唐的书法家继欧、虞之后的是褚遂良和薛稷。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慨叹地说:“世南死,没有人能够同我谈论书法了。”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原碑立于唐贞观初年。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 孔子庙堂碑之碑”六字。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此碑书法用笔俊朗圆润,字形稍呈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宋黄庭坚有诗赞曰:“虞书庙堂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汝南公主墓志此帖无款,传为虞世南书,亦有人认为是旧摹本。纸本,行书18 行,共222字 。
此帖书法温润圆秀,用笔近似宋代米芾,故有米临之说。明王世贞评此书:“潇散虚和,姿态风流,有笔外意。”明李东阳也说此帖:“笔势圆活,戈法独存。”所谓戈法,就是虞世南研究“二王”书法所悟到的一种独特笔法。相传唐太宗临右军书法,写到“戬”字时,虚其“戈”令世南补之,然后拿给魏征 看。魏征说,圣上之书惟“戈法”逼真。可见虞世南书法造诣之深了。
《汝南公主墓志》前几行确实与虞世南的楷书风格相一致,具备了含蓄深沉,外柔内刚,凛然不可犯的风度。可惜后半部则流于荒率,疑为伪作,不无道理。此帖现藏上海博物馆。
除了以上两件作品其他尚有《昭仁寺碑》、《破邪论序》、以及散见于刻帖的《大运帖》、《用笔赋》、《书指述》、《演连珠》、《景纬成象》、《孔有新制帖》、《积时帖》、《朝会帖》、《瘦朽帖》、《临乐毅论帖》、《潘六帖》、《世南伏奉三日疏》、《醒滞帖》等。这些碑帖中,有些是伪作,有些是集碑文钩摹而成,可信的为数甚少。
